《爱情城事》：十个导演，交了一张白卷

插图 | 鉴片工场 ©《爱情城事》电影剧照

作者 © 张力卜

“情歌王子”伍佰的故事，写一半就停笔，恰是保留它最美的样子。而这部电影，不仅看不到对电影行业前辈专业度与风格的继承，就连新世代丰富多样的样貌也荡然无存。

爱情片，向来是好卖难拍的。说它好卖，是因为谁都需要爱，情感是人类最不必翻译的密码。说它难拍，却是因为越普遍的情感，越难说出新颖和深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爱情字典，厚薄不一，词汇各异。导演的任务，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呈现那个让你似曾相识、但又从未抵达的瞬间。

曾宝仪监制的《爱情城事》，以“全明星阵容”和“十位导演联合执导”为卖点，给华语影坛画了一张看似豪华的大饼。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不禁遥想当年《光陰的故事》——那部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的电影，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轰然开启了崭新的影像时代。四段故事，各具风骨，却浑然一体，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新一代创作者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对电影语言的革新。

然而，当我坐在影院里看完《爱情城事》，最强烈的观感却是——我们时代的创作者，是否只剩下了拼凑与堆砌?

十个导演，十个面目模糊的声部

一部好的“多段式电影”，最怕的不是风格各异，而是风格模糊。

电影史上有不少成功的“集锦式电影”，从《光陰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到《10+10》，每一位导演都为影片带来独特而坚实的“签名”。但这次的《爱情城事》，除了演员阵容足够庞大，导演们的创作个性几乎形同虚设。

我们本应在一部电影里看见十种价值观的碰撞。我们有张吉安——拍出《南巫》那样神秘幽暗的马泰边境世界，那种地方性的身体感和民俗叙事的力度在华语电影里极为罕见。我们有黄绮琳——在《金都》里对婚姻制度的冷漠解构，那种将个体困境镶嵌进社会结构中的锋利敏锐。我们还有拍出《不丹是教室》的巴沃·邱宁·多杰，他擅于在山水荒原间捕捉人性的纯粹光亮。

结果呢?他们的特殊性被一个“大命题”压得扁平。张吉安段落中的电子花车，本应是巫俗、流动与身体政治的交汇，最终却草草成为异乡送别的背景板;黄绮琳的香港女孩与男友父亲之间的隔阂，原本具备挖掘港台身份焦虑的尖锐可能，却只用几个客套的眼神便潦草化解。许承杰的玉兰花祖孙故事，温情外溢到失去了戏剧骨骼。

“多段式”不是单纯找十个人来拍十个跟爱情有关的故事，放进搅拌机里搅成一杯廉价的综合果汁。真正的多段式电影，应该是合奏，且每个声部不能被互相取代。然而《爱情城事》却像是把十个声部拉到了同一个音高——大声、热闹、充满爱，但，毫无辨识度。

除了声部模糊，更本质的问题是，这些故事似乎忘记了自己要表达什么。它们像十篇打了爱情标签的社交媒体帖子，看似不同，内里却共享一套空洞的浪漫方程式。

一场失去重心的拼盘，和它背后的不安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些年的拼盘电影越来越多，却越来越找不到《光陰的故事》当年那种激荡人心的力量?

答案或许藏在时代的不安里。拼盘电影是典型的“安全商品”——一个故事失败还有另九个，一个演员不卖座还有另十五个。更何况，《爱情城事》承担着作为金马六十闭幕片的功能，承担着“呈现这座城市多元有爱”的社会期待。安全变成了压倒一切的美学准则。

然而，这种安全背后，是创作者对现实刺点的集体逃避。

片中有一段李心洁自编自导并主演的故事《病源》——一个女演员在现实中走失自我，在角色与爱人之间来回拉扯、攀爬。舞台上，她肢体如痉挛般起舞;镜头切换，她和阮经天饰演的角色在病态关系中剧烈撕扯。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创作者自传性的绝望与诚实。但还来不及沉浸，这段挣扎就被下一个轻快的夜店搭讪故事打断了。创作者慌忙地把我们从“危险”的情感深度中拉出来，塞进下一段无伤大雅的都市小品。仿佛在说：别想太多，让我们继续谈谈“爱”。

这种浅尝辄止，折射的正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困境。在流媒体和短视频围攻电影的时代，我们似乎默认了观众注意力的极限只有十分钟，所以要在十分钟之内给足猎奇、温情、狗血和转折。观众的耐心，也因此被喂养得越来越短。拼盘电影，沦为一种在商业上安全、在艺术上懒惰的“妥协的仪式”。

说到底，观众期待的不是被猎奇，而是被诚实以待——哪怕那份诚实只有十分钟。

我们怀念的不只是师父，更是那股“野”

再回到开头说过的那句话：这部电影看不到对电影行业前辈专业度与风格的继承，就连新世代丰富多样的样貌也荡然无存。

我们不会要求每一位新导演都拍出杨德昌式的社会切面，或者侯孝贤那般凝视土地的诗意。但至少，我们期待看到新一代创作者对世界的“独断式”表达——那股不怕得罪观众、不怕被市场抛弃的“野”。

在《爱情城事》里，我看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往回缩”。一到议题深处就缩进温情戏码，一有表达冲动就用明星特写消解。它不像一群锐利的新锐导演在联合作战，更像一群有才华、有过去的创作者，被聚在一起完成一份“命题作文”。

电影的结尾，伍佰的派报员继续骑着车穿梭在街道，镜头升高，城市在晨光中闪烁。

这本该是一个悠长、安静、有回味的画面。

可我坐在座位上，心里却泛不起什么涟漪。不是因为画面不美，而是因为在经历了前面两个小时的喧嚣之后，我已经无法被这种安全的美打动了。十个故事里那些形形色色的面孔——卖玉兰花的老祖父、想要分离的蛇妖、在异乡迷失的女子——都还没来得及真正走进去，就被迅速翻页。当镜头上升，这座城市看起来整洁、热闹、充满人情味，唯独少了真实的呼吸。

电影散场，走出影院，台北的夜晚迎面扑来。

街头有人在吵架。骑楼下有人在拥抱。便利店里有人盯着手机发呆。我在想，这些真实的情感和纠葛，或许比大银幕上那些被精心打磨过的人情味，更接近“爱”的本来面目。

电影最终没能建立起的那种连接——在城市与真实的人之间，在故事与真正的痛感之间——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创作者正在失去的东西。而我们怀念前辈，怀念他们留下的那些电影，不只是在怀念某种技法或风格。

我们怀念的，是那种愿意面对混乱、笨拙、丑陋却也真实的勇气。

在《爱情城事》之后，我不知道下一部华语拼盘电影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更好。但我知道，未来的观众会继续怀念那些旧电影。不只是因为它们“好看”——而是因为它们“诚实”。

诚实到，不怕得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