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硬气

父亲在我记忆里，始终是那个带着棱角的模样。帅气是不用说的，更难得的是骨子里的正气，像山间的松树，挺拔，有自己的姿态。他的一生，却像条绕着礁石的河，走得不算平顺。

爷爷三十来岁的年纪就走了，英年早逝四个字，成了父亲童年里一道模糊的疤。奶奶后来改嫁，把他和姑姑留在了老屋里，兄妹俩就靠着彼此，在岁月里慢慢长大。1949年，解放的号角吹遍大地，父亲十九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他毅然走进了革命队伍，成了家里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在南斗冲王氏一族里，他是唯一的国家干部。那时他读过几年私塾，在乡邻眼里已是“有文化”的人，更难得的是，这份对文化的敬重伴随了他一生。诗词是他的日常，柴米油盐里能吟出句子;书法是他的执念，直到生命尽头，案头的笔墨也未曾冷过。

他最早在县供销总社做事，后来机构调整，又到了县工商局。只是比起工作的辗转，他的婚姻更像一场漫长的跋涉。母亲1970年走后，经人介绍，他和望天乡一位女教师走到了一起。那位老师的前夫因犯事入了狱，她带着两个女儿来我家，孩子们年纪和我与弟弟相仿，邻里还打趣说“一下添了两对，倒像提前凑了儿媳”，终究是句玩笑，过了不到两年，因着家庭里剪不断的矛盾，还是散了。

我去当兵后，父亲为了更方便照管家里，从县城调到了北中区沙河供销社。就在那段日子，他认识了供销社下属沙河饭店的一位点心师，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我后来探亲时见过她，是位烈士的遗孀，是个善良温和的人，没多少文化，带着两个儿子。孩子们和我们相处得不错，只是缘分这东西难测，最后还是因为性格里的差异，没能走到最后。直到遇见乡里一位村支书的遗孀，才算安稳下来。他们本就相熟，彼此知根知底，这一相伴，便到了父亲生命的终点。父亲走的时候，我回家送他最后一程，那位继母哭得肝肠寸断，甚至要撞墙随他而去，那份真情，让我至今想起仍觉动容。她没生育，抱养过一个孩子，却也渐渐断了来往。每年上坟，我总会去祭拜她，她的坟就在我父、母亲坟相隔几米，是我和弟弟特意选的地方。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依恋似乎比姐姐和弟弟更浓些。他不常回家，我便总找些由头往县城跑。“文革”刚起那年，大舅常挑着鸡蛋往县食品站送———从家到县城足有近百里山路，全靠两条腿丈量，天不亮动身，走到天黑才能到。有一次，我硬跟着大舅上路了，一路踩着他的脚印，竟真的挨到了县城。到父亲那里时已近八点，他带着我和舅舅去了县人民饭店，点了两个菜，一碗米饭，那味道、那情景现在还想得起来。

县城的一切都让我新奇。父亲单位的同事家孩子多，我们能凑在一起疯跑，聊着聊着就听见有人说“我们一星期能吃顿红烧肉”，我当时眼睛都亮了———农村里哪有这福气，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能沾点荤腥。那时心里便悄悄埋下个念头：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也是那一次，父亲特意带我去照相馆，拍下了我们父子俩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的他穿着中山装，我站在旁边攥着衣角，拘谨又欢喜。

父亲的硬气，也是在县城亲眼所见的。“文革”刚开始时，街上常能见到两派的人，手里挥着缠了红绿布条的木棍，一派叫“好派”，一派叫“屁派”。有回我和父亲站在供销社门口，一个“屁派”的人举着棍子过来，带着挑衅的架势冲父亲晃。父亲眼睛一瞪，沉声吼道：“你想干什么?”那人竟被他这气势吓住，灰溜溜地转身跑了。那一刻站在父亲身边，只觉得踏实，原来他的正气里，藏着这样的力量。

还有一年国庆，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城郊的江塘大桥。夜里的桥边挂满了彩灯，不是现在的彩色灯泡，是在普通灯泡外涂上红、黄、蓝的颜料，一串串拉在桥栏上，风一吹轻轻晃，映得水面都泛着光。父亲推着车站在桥边，指着灯光说：“看，这是国庆的样子。”那年我才六七岁，趴在车把上数着灯泡，觉得这大概是世上最漂亮的光了。现在想来，那时跟着舅舅走百里山路不觉得累，跟着父亲看灯光时满心雀跃，都是因为身边有想靠近的人啊。

父亲的工作路也不算顺。他很早就想入党，一次次写申请书，却始终没能如愿。我曾问他会不会遗憾，他却说：“党培养了我，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批不批准是组织的事，争取是我的事。”那份坦荡，比许多誓言都来得真切。他1949年9月30日前就参加了工作，档案里却混着10月1日的记录———他说那是当年填表时，想着和国庆凑个巧。就因这一点，退休时按规定只能算退休，而非离休。同事们都劝他去组织部门甄别，他却摆摆手：“离休退休，不都是退下来过日子?”这份淡然，是他教给我们最生动的课。

他对我们子女，是出了名的严。小时候他难得回家一次，我随口说了句脏话，他顺手脱下脚上的鞋就砸过来。我到部队第二个月，收到他寄来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信里说“在部队好好学，争取考军校”。那沉甸甸的书，成了我在军营里咬牙坚持的动力。只是自当兵后，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就少了，只是零星地写几封书信，一年到头靠探亲时说上几句，那些县城里的细碎往事，倒成了反复咀嚼的念想。

只是想起父亲，心里总有几分复杂。县城离家不算远，可他仿佛总被工作绊着脚，家里的事，几乎全靠母亲撑着。我至今记得母亲带着姐姐、弟弟和我，种自留地，挣工分，欠着生产队的钱时那发愁的模样。父亲那时工资不算低，可为什么让母亲独自扛着这些，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还有奶奶，纵然当年有隔阂，可他后来作为儿子，似乎也少了些应有的关怀。

退休后的父亲，倒活得更像他自己了。诗词写得勤了，书法练得专了，甚至还出了本小册子《红叶拾零》，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生前为自己拟过一副挽联：“幼丧父，继失母，中年丧妻，家运不齐，时遭破碎，无友助亲援，孑然支撑一生苦涩。性耿介，腰难折，处世和悦，循规蹈矩，爱岗敬业，不雕龙哗宠，鞠躬尽瘁两袖清风。”字里行间，看得出他那份清醒与通透。

2011年，父亲走了，到如今已有十四个春秋。可他站在那里的样子，他写字时专注的神情，他对党执着的追求，他对名利的淡泊，还有那年在江塘大桥边，他指着彩灯时眼里的光，总在我脑海里清晰如昨。或许他不是完美的父亲，却用他的一生，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记。

捧着父亲的这本《红叶拾零》，仿佛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温度———那些不同时期的诗词是岁月的注脚，笔墨里藏着他的心事与热爱，前言、后记的寥寥数语，更是他一生的浓缩与沉淀。“红叶”是他珍视的人生片段，“拾零”是他温柔的回望，如今这本小册子成了最珍贵的念想，翻一次就多一次与他的“重逢”。

(王依群，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离退休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