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

“马踏飞燕”铜马

杜廼松（右）在鉴定青铜器。

杜廼松（右）接受本报采访。

　　

　　北京故宫西北角楼处，藏有一方小院，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一扇木门之后，坐西朝东的一间房，绿荫遮日，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来往之人都是相熟同事，也有不少年轻人，院子里还养了几只慵懒的故宫“御猫”。

　　

　　在故宫的大半辈子里，我的一生与青铜器和古文字有着道不尽的不解之缘。历商至周，钟鸣鼎食，我曾拍板“马踏飞燕”铜马确为国之宝藏，我还奔赴全国鉴定流落各方的稀世珍宝，也曾穷尽史实落笔回应“司母戊鼎”之名争论，晚年集思挥笔将毕生所学撰写成书，出版40余种著作，发表200余篇文献。

　　

　　今年4月1日，我收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为我颁发的资深馆员证书。耄耋之年，当我回望与钟鼎相伴的一生，我总觉得人生苦短，未竟之事太多。对于文物的研究，其价值非凡，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保护，一代一代人的传承。

　　

　　1998年，恰逢花甲之年，在受聘仪式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来现场为新任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我坐在台下，听到主持人叫到我的名字，登台，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合影留念，台下鼓掌声一片。

　　

　　我的一辈子是与青铜器血肉相连的。这种缘分还得从幼时说起，父母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少年之时，母亲常给家里七兄妹哼起苏武牧羊歌谣，从《满江红·怒发冲冠》讲到《红楼梦》。《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和近代、现代人著作，置于书架之上，懵懂孩童的我时时取来翻阅。

　　

　　启蒙于家庭，50年代中期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年随老师到河南洛阳王湾考古实习，在现场，我负责一方墓葬，刚掘开8米，曾受刖刑的缺腿人骨架逐渐清晰，周围放置玉圭，暗示墓主是当时有身份之人。探方（挖掘区域被分成的若干正方格）、墓葬编号、骨架都需一一记录在案，现场未来得及完成，我就将骨架装在篮筐里，搬到自己睡觉的床板之下，晚上也没想到过害怕，因为要测量、分析骨架，唯一的担心是不能弄丢一块古人的骨头。

　　

　　毕业入职故宫博物院，彼时故宫文物研究工作尚处于修护与保护阶段。新中国成立不久，故宫万事百废待兴。从事文物工作的员工加起来不过数百人，进行一系列文物延续性保护与学习工作，还未形成学科研究体系。

　　

　　我白天做展览和陈列事宜，晚上努力阅读文史考古资料。闲来时，去故宫记宫殿名称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往东路，是专馆，青铜器馆、陶瓷馆；往西路，是宫殿，皇帝、妃嫔居所；到古雕塑组，看馆员们把陶鸭、陶鸡、陶猪一一编目；在宫廷历史组，也获得了不少见识。

　　

　　时任副院长唐兰先生叫我去办公室，说：“经过领导决定，让你做古文字青铜器的研究，但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打好基础。”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很高兴，并回答：“好，一定服从领导的安排。”

　　

　　从那以后，我与青铜器和古文字的缘分牵扯了60余年，也让我日后有机会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司母戊鼎，国之重器。成为馆员之后，我也一直对它保持关注。

　　

　　前些年，我读报看到有家长给报社写信，说孩子课本上写的是“司母戊鼎”，怎么到了博物馆参观，牌子上又是“后母戊鼎”。那时学术界就“司”与“后”字之争，众说纷纭。

　　

　　我想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必须要严肃对待，必须要严肃认真。我在相关刊物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司母戊鼎，1939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墓里出土，重832.84千克，高1.33米，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美誉。在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中都曾写到“司母戊鼎”四个字。“司”即“祀”，是正确的。我耗费很多时间，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查到通透，才把这个问题理顺，2016年8月论文发表，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关注。

　　

　　如果按照古文字学考虑这个问题，“司”与“后”，形跟音、义，都是两回事的，两者不能转注，不能假借，说俗话叫不能通用。我根据文献研究发现，其一，在古代的商周时期，无论是早期甲骨文还是金文（即铜器铭文），都没有“后”字，而是将“后”写成“毓”，如有件铜器也称毓祖丁卣。“毓祖丁”就是“后祖丁”。其二，铜器上铭文在春秋后才出现“后”字，但数量较少。所以真正在甲骨文、金文出现的“后”字离商代的司母戊鼎却已有1000年了。

　　

　　所以，说“司”字就是“后”字，那是错误的，那个时期古文字没有“后”字。

　　

　　“司”与“后”之争的问题，不仅影响学者搞研究，还影响下一代，影响中学生、小学生的学习。科学研究决不能信口开河。

　　

　　有时，去医院拿药的路上，我会专门到有关教育书店，看中小学生的课本里的文物知识是否正确，只要确保孩子们书本上还是写着“司母戊鼎”，我就放心了。

　　

　　这并非我与司母戊鼎的首次交集。缘分还得追溯到1980年，我当时首次考证出“司母戊鼎”年代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为祭祀母亲戊制作的青铜器，与当时学术界认为古鼎诞生于殷墟后期的观点不同。将大鼎的铸造向前推进了几个王世，这在世界冶金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该篇论文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考古学界。

　　

　　对文物研究就得严谨。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不要以为外国人都不懂，中国先期的考古工作很多是外国人启发的。如果中国人研究自己的东西都说不对，让外国人看见，会笑话的。

　　

　　

　　研究和鉴定了一辈子的青铜器和古文字，我总觉得文物的传承是有灵魂的。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20世纪晚期，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挖掘出一铜壶，轻轻一摇，发现里面有晃动的液体，后被送到北京故宫进行检验。一打开铜壶，一股清香的酒味从壶中飘出来，转瞬就消失了。我还和同事开玩笑，“千年之前的酒，没想到让千年后的故宫人给闻到了。”我也联想到《搜神记》记载的中山人狄希造千日醉酒的故事。

　　

　　全国文物鉴定中，也发现了不少的国宝。震惊中外的“马踏飞燕”铜马，在此前并未受到重视。在甘肃博物馆，我见到了1969年出土的这尊铜马，姿态优美动人，三足腾起，一足踏在燕上，凌空飞跃，奔跑急速。找准平衡点，别具风姿，科技价值、艺术价值极高。这说明当时已有高超的工匠，按照现在讲是大国工匠。据说，郭沫若第一眼看到铜奔马时，也赞叹其是一件稀世珍宝。

　　

　　我还记得当时鉴定的场景：博物馆的领导、地方文物系统工作人员围在“马踏飞燕”的鉴定桌旁，一行专家组仔细观察。相“马”时，依据其科学、艺术、稀有等多方面价值，我拍板，“‘马踏飞燕’就是国宝”。此话一出，众人鼓掌，在国宝旁一齐合影留念。

　　

　　我到河北博物馆，发现了一件精美的青铜器。那是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灯点着后，由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似以衣袖在挡风，实为虹管，吸收油烟，既防止污染空气，又有艺术审美。我与其他专家鉴定，“设计精美，这都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

　　

　　让我惊讶的是，“长信宫灯”鉴定完毕不久，有故宫工作的一些人跑来告诉我，在故宫的东华门处已经有仿制的“长信宫灯”开始售卖，不少百姓买仿制的文物当做家中的装饰品。

　　

　　出土的青铜器摸得多了。或许因太疲劳，也或许是地底下埋藏千年的文物上滋生了大量细菌。在江西省鉴定时，我的胳膊出现了严重过敏，同事们看都不敢看了，说您这手都烂了，赶紧回去治吧。恰巧工作结束，回北京诊断确定为带状疱疹，打了针，过敏情况才慢慢好转。之后的多年里，每逢阴天，我的胳膊还是阵阵地疼。

　　

　　在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后，出版了多本著作和论文，如《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大师说器——杜廼松说青铜器与铭文》《故宫青铜礼乐器》《故宫青铜生活用器》，还有纪念故宫建院90周年英文版《故宫青铜器》等等，有的被评为获奖图书。论文有的收入到《世界学术文库》内。我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全国文物考古培训班授课，并培养研究生。参加或主持了许多文物考古展览，并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介绍相关内容。接受媒体采访，如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大家”等栏目。上世纪90年代初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我觉得，文物本身是实物的一种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中的根与魂。通过它看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知道古人是怎么样生活、劳动的，明白历史，才能加深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

　　

　　如今，走在工作了60年的故宫，我总想着故宫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人生的时间不够了。最大的愿望是，趁着自己头脑还清楚，手脚也能凑合用的时候，把一辈子的知识多梳理梳理，再多写点书流传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