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与濂学、洛学鼎足而立的是关学。随着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丝绸之路”被阻断，对外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北宋时期的关中不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赵孟楷书《西铭》残本 资料图片

　　

　　北宋时期，与濂学、洛学鼎足而立的是关学。随着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丝绸之路”被阻断，对外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北宋时期的关中不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中地域文化也由此呈现出更具稳定性的、笃实朴健的农耕文化特色。关学学者的精神气质多刚毅厚朴、淳和安详，有博大劲直之气象，而无婉媚委曲之容态，学风以古朴无华、切实谨严、不尚空玄、精思力践著称。

　　

　　在濂学、洛学、关学的创始人中，仅有张载在诗中大量讲说理学的深沉义理，其诗的语言风格重乎气质，理胜其词。以主流诗评家的眼光来看，张载诗歌充溢着过多的观念、道德和理致。而这种种观念、道德和理致可以和他的生活及其著述互相参证。张载气质刚毅，德盛貌严，有迫切之气，而无宽舒之气，有苦心力索之功，而无从容涵泳之味。张载诗歌表现出的情感特质是深沉，知识特质是深邃，审美特质是深致。张载的诗不像邵雍的诗那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其诗歌的严肃性、深刻性是其刚毅盛严人格的反映。如其《乐处》即有严重森肃之气：“乐处加功勉处行，事无甘苦必心亨。衣容有文章在，低首时人莫怨争。”该诗主张学习应当自勉，不畏艰苦。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说：“学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尔。当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无复回却，则自信自明，自得之也。”张载认为即便圣如大舜、孔子，在学习上也是“煞吃辛苦”。

　　

　　对张载而言，诗歌创作并非体道之余的吟风弄月，而是求道过程中体认与确证心性义理的一种方式。张载《克己复礼》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骄封闭缩如蜗。试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篱即大家。”张载喜欢夜间用功，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记载张氏的读书生活说：“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张载写作《正蒙》时，中夜有得，起来写录好，才能入睡，不然心里不安，始终放不下，有时夜里甚至会默坐彻晓。

　　

　　张载咏物诗能寓义理教化于生活观察之中，体现出格物致知的工夫。其《芭蕉》诗借芭蕉说明人心生生之理无穷：“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芭蕉之心展开新枝，比喻人之为学已有新益。“新卷新心暗已随”，形容人心之义理无穷，方其得新益之时，又有新益存于其间。诗人愿学芭蕉所卷之新心以养自我德性所存之新益，于是随芭蕉所生新叶以起学问之新知。细玩此四句，前两句是状物，后两句是体物。新心养新德是尊德性工夫，新叶起新知是道问学工夫。观物性之生生不穷，可以明义理之源源无尽。

　　

　　在理学家看来，人的气质有刚柔、缓速、清浊之别，刚强太甚则易致蹉跎。张载《贝母》诗以贝母之柔自我警醒：“贝母阶前蔓百寻，双桐盘绕叶森森。刚强顾我蹉跎甚，时欲低柔警寸心。”这首诗体现出观物见理的特点。《芭蕉》是为学的譬喻，《贝母》是“体物体身”的认知，以上两诗的构思呈现为从形象美感和生活实感向哲学理性的过渡，审美的重点在于知识的体验，体现出关学援理求真的品格，流溢出学必为圣、精思力索的哲人气质。

　　

　　张载认为，礼能滋养人德性，使人集义以养浩然之气。因此，他非常注重礼治，也以礼教学者，使学者有所据守。其平生用心，欲率当世之人，复三代之礼。其《圣心》说：“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变通老优游。”因为诗人心念整肃，所以话说得铿锵有力。吕本中《童蒙训》所记张载残句“若要居仁宅，先须入礼门”，表达出“尽仁”、守礼的关学思想。此种诗歌属于造道之言，已经是理学学问的组成部分。

　　

　　张载《经学理窟》诸篇于礼乐、诗书、井田、学校、宗法、丧祭，讨论精确。其《有丧》一诗也涉及“丧纪”之礼：“有丧不勉道终非，少为亲嫌老为衰。举世只知隆孝妣，功缌不见我心悲。”当时丧祭无法可依，丧礼只重视守孝三年的父母之丧，而期功之丧不服衰衣麻绖。张载家婚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传以今礼。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曰：“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先生倡之。”张载有意尝试将诗歌创作融入“礼教”的社会体制，成为理学教化实践的一部分。《有丧》将对丧礼的思考和态度变成诗歌内容，即是这种尝试的结果。

　　

　　张载在进行本体、心性理论的艰苦探索时，始终措意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将学术理论研究与经世事业紧密结合。其《送苏修撰赴阙四首》有着明晰的求实“致实”的政治目标，提出了“为生民立命”的要求，其一云：“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萧从此法相沿。生无定业田疆坏，赤子存亡任自然。”其二云：“道大宁容小不同，颛愚何敢与机通。井疆师律三王事，请议成功器业中。”其中包含着“封建”和“井田”的制度设计。他在《经学理窟·周礼》中说：“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

　　

　　张载《八翁吟十首》分别吟咏傅说、吕尚、周公、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及诸葛亮等“八奇翁”。他自言其《八翁吟》十诗之作“止是欲验天心于语默间耳”（见《程氏遗书》卷十）。《八翁吟十首》其五对古代圣贤充满温情与敬意，对继承圣贤事业充满使命感：“龟山山下感麟翁，麟翁知己几时逢？自从颜孟希踪后，几人今日更希踪。”张载以颜回、孟子的继承者自命，愿意希踪颜孟，做孔子的知己。《八翁吟》其八咏释迦牟尼说：“一身无碍竺乾翁，遍圆身世戒身同。船师从我乘桴去，顽空中与指真空。”这反映出张载对佛教的看法，即释氏以有为无，以心法起灭天地，可谓不知天命。

　　

　　由于张载长期刻苦精思，养成了严肃深沉的气象，情趣化的诗性性情较之邵雍、周敦颐及程颢都要淡薄，不过其严肃中仍有温润。《题北村六首》书写乡间朴素而清苦的生活，反映出一代儒宗忘怀荣利、恬于进取的冲淡襟怀。《题北村六首》其三云：“负郭吾庐二顷田，面山临水跨通川。”其六云：“渭南泾北已三迁，水旱纵横数顷田。四十二年居陕右，老年生计似初年。”这都是写实的文字。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曰：“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

　　

　　诗歌创作与诗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实践关系甚大。张载是典型的关中人，勤勉、认真和坚韧达到了寡情的程度。长期尽心竭力、专心致志从事于艰苦的思想探索，或多或少地压抑了张载的审美情趣，理性精神的自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他的诗歌与自然美、感性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屏蔽了日常的感觉、欢乐与痛苦。而且，张载具有重理轻文的文学观念，他在《经学理窟》中说：“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这基本上是一种辞达而已的态度。这就使他的诗歌创作整体上成为无美的审美。张载诗歌以理性为本位，反映了他以学术为中心的基本生存体验。与邵雍相比，张载诗歌缺乏幽默感和快乐感；与程颢相比，张载诗歌缺乏轻松的愉悦感；与佛禅哲理诗相比，张载诗歌缺乏超越性。从传统古典诗美的角度看，理学的诗学体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即诗与学术过度纠缠，诗美被关进了理性的樊笼，“理”的领域吞没了“情”的领域。缺少来自生活的诗意的滋润，造成张载诗歌在诗美和学术间的偏枯。其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在于从宋代学术转型的机遇中为哲理诗争取了更大的空间，使理学的诗歌表达在理学诗中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