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都不曾梦到会拿教鞭站在讲台上，而且一站站了56年。
最初的愿望可浪漫奔放得多——当名地质勘探员。在我读初中时，正值共和国初创期，百废待兴。那时城市上飘扬着《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旗……”，唱得我浮想联翩:扛着探测器材，攀援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白天冒顶狂风暴雪，夜晚卧听狼嚎泉鸣，何等惬意！
但那时又震荡着嘹亮的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时伴随着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又唱得我热血沸腾，正巧语文课上在学魏巍的名著《谁是最可爱的人》，于是又渴望当名随军记者，冲冒枪林弹雨更让人心脏狂跳，有事又凑巧，当时我是学生会宣传部长，愤慨于美军施放细菌弹，便尝试创作了一副漫画《制止美帝新暴行》，画到黑板上放到校门口，又首次斗胆向报刊投稿，不曾想竟在《新儿童世界》刊登了，其实我才16岁，那位刊物出纳长者还瞪大眼睛俯视说:“你还是个小囡！”这下非同小可，更加坚定了拿笔杆子上战场的决心，尽管不久朝鲜战火停歇，但想拿笔杆子却延续下来。
于是报考大学时就由地质学转为新闻系。然而出乎意料录取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起初还挺高兴，因为那年头可谓办“精英大学”，录取率很低，但得知我成绩达复旦新闻系录取线时心潮就难平了。原来当新闻记着只是我一厢情愿，那时新闻不称媒体而称党的喉舌，必须掌握在绝对可靠的红五类及其子弟手中，而家父是资本家，是“团结、利用、改造”对象，自然难入列，那何以入师大？当时正值院系大调整，为弥补全国教师200万缺额，大力强化师范院校建设，“一方面是国家需要，另一方面你也填报了又表示愿意服从全国统一分配。这真叫自投罗网，逮个正着啊！”系领导笑着说。我还不甘心，我要读的是中文系，不是想当教师。“这你就不懂了，师范是大门，中文系是小门，小门服从大门。”那时我还真不懂。就这样我被卷进了师范旋风中。
反差实在太大。原先可赴东北鞍钢采访领导阶级，去江南水乡拜见同盟兄弟，或上边疆高山慰问祖国卫士，苍茫大地任我游走，如今却只在三尺讲台前转圈，面对的又只是懵懂初开的青少年。
然而我没有沉闷太久，很快适应并又兴奋起来，这不仅仅懂得消极只是无能的别称，而更重要的是发现此处也有新天地。首先遇上了一大批大师级老师，诸如文学理论家徐中玉、钱谷融，留法的翻译《红与黑》的名家罗玉君，国学大师、小说家施蛰存，四大心理学家之一张耀翔，四大法语名家之一黄宛苏……真是三生有幸，名师如云；再加上校方号召争当副博士（那时照搬苏联学制），于是全身心投入文学海洋，甚至尽管家境较好，寒暑假仍然住校，为的方便躲进师大图书楼啃书本，免得家里、市图书馆来回奔波。古今中外经典令我陶醉，以致在五七年风暴中竟置身事外，没写过一张大字报，批斗会上也没发过一次言，被评为“中间派”，我照常去读屠格涅夫、梅里美……
经过专业教育已安下心来当娃娃王，而运动中的激烈批斗更警告人追求成名成家是危道，应抛弃“副博士”，甘当“螺丝钉”，走又红又专道路，更是沉下心了。
正当我心如滞水时，席卷全神州的热风却把我抛上了天。
五七年的狂风扫荡了“障碍”，58年就出现了一天要等于二十年的狂潮，到处放卫星。我校自然也不例外，提出宏伟计划：无产阶级的大学应弃用旧知识分子编的旧教材，应采用大学生自己编著的革命化教材，开创新纪元。于是从倾巢赴嘉定徐行公社勤工俭学的近千名的大部队中抽选十六名所谓高材生留校从事编著。阴差阳错，这块馅饼竟也砸到了我的头上。大概缘于我不久前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柳堡的故事》的影评《革命与爱情》，为同届中唯一的一篇，总之鸿运高照。
这是我有生以来莫大的幸事。白天在电扇下研讨、阅读、书写加午睡，而同窗却在烈日下务农；晚上在丽娃河上荡舟，而他们却在煤油灯下扫盲、睡稻草垫。我竟然与翻译大师罗玉君教授平起平坐（我被分在外国文学组），聆听她留学巴黎文学院的轶闻趣事（她因高血压免去下乡而任顾问），顿觉身价倍增。最让我至今一想起心里还甜滋滋的，为寻找巴比塞的资料，我多次手持介绍信，缓步迈进座落在林荫森森的花园洋房里我梦中神圣殿堂的上海作协，禁不住想呼喊：我终于来了，我真不想离开三楼静谧的资料室，无限艳羡在台灯下伏案审稿的编辑。此时此境激起我膨胀：如果毕业后能留校，那真是赛神仙！而且已有征兆：千分之十六是个什么概念啊！
然而在云端还未欣赏够时，一阵狂风便把我吹落尘埃。
1959年面临毕业分配，其时政治风暴停息不久，为巩固成果，特别强调运动中的表现，学业成绩则大大靠后，凡表现积极的从优如留校或去高校，如同火线入党，以显示政治导向性，其余则等而下之：去中专以至普教。在这关键时刻，家父在运动后期被错划为右派，首当其冲，我自然与高校无缘了，而被分配去市郊普教。但没有直落到谷底，意外地被挡在半山腰。也缘于运动，作为市重点松江二中语文组多名资深教师被清理，造成空缺，于是来个“拉郎配”，这就促成我不幸中之一幸。当然学业成绩还是被看重的，因为另一位同学还是去了小镇上一所初级中学。
我没有怨天尤人，懂得顺势而为，尤其比较同类还感到庆幸，于是安下心来，做好螺丝钉吧。市重点不愧为市重点，学生皆经过选拔，且多是农村子弟，为跳“农”门而求知欲极强，在此教学极有成就感。又因市重点，常有高师生在名教授带领下来听课，谁料我的第一堂公开课就获得上海师院带队的翻译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教授的肯定，他屈尊主动找上门来勉励我安心教学，不要因外部环境较差而情绪低落。加上领导长期将我安排教高三毕业班，前辈的慈祥，弟子的优秀，领导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重又激发起我的热情，深感自己仍可有所为，于是全力以赴，几年来为北大、中国人大、复旦、华师大等校文科系培养了多名新生，尤其为复旦新闻系输送一名才俊，代为了却心愿。
然而，由于整个社会处于贫困阶段，人们大都是想初学本事尽早就业，因此那时吃香的是中专、技校与职校，市重点只在普教中称王，所谓曲高和寡，影响颇为有限。
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大地复苏，万象更新，尤其是恢复高考，掀起了求知狂潮，人们勇攀高峰——大学，不再满足中等教育了。其时我正巧开了一堂杂文写作评讲课，用的材料是秦牧的《画蛋·练功》，作文题目是《读<画蛋>有感》，没想到三个月后全国高考的作文题简直是其拷贝。这下可闹大了，因为当时听课的不光有市区的，还有东北的四川的，他们怎么反应不得而知，就耳目所及，本地一位书法家就题写“春风度人”匾额相赠。上海教育学院还索取课堂实录，收入大学教材《中学语文教学法通论》公开发行以扩大影响。时代不同了，过去是个别赞许，如今是广而播之以满足需求。
若干年后我教的班级出了松江地区历史上第一个高考文科状元，新闻媒体第一时间索稿，我写了《文科“状元”侃语文学习》刊登在《新民晚报》上。媒体之举显然不为抢镜头，也非为某人扬名，而是尽快使更多的学子从中得益，服务于尽快提高普教的水平，人才多多益善。
恢复高考不但开启了正规学校自由报考高等学府的闸门，同时也开启了面对成千上万业已就职的有志青年的闸门。这群青年为数众多，十年来为推荐入学政策挡在大学门外，早已如饥似渴，如今大门洞开，怎不欣喜若狂，蜂涌而上，于是成人高复班应运而生，而且很快呈风起云涌之势，有大企业办的，也有社会办的，形势使然，当年的臭老九就成了香饽饽，教师供不应求，尤其重点学校的资深者，我荣幸地也被抓了丁。
就这样，新时代强劲东风翻开了我新的一页：兼职成人业余教学，这可是从不曾想过的全新的视野，也就是白天为青衿学子锦上添花，夜晚给有志成年雪中送炭，一天没有作息表，一周没有休息日。教学连轴转，却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乐趣：走在路上常常要停下脚步，因为要接受路遇者的问候。原来以前所教的都是市重点校的优秀生，毕业后都远赴五湖四海难得一见，如今兼职业余校，大都是本地区在职人员，路遇是常态。有一回我住院，刚刚躺下就被一群年轻医生护士团团围住、嘘寒问暖，海天神聊，一问才知是我教过的成人高复班学员，有的已考上大学，圆了大学梦。望着他们崇敬的眼神，我首次体会到被“粉丝”围观的影视明星似的幸福。
新时代强劲之风终于又把我吹上了天。
某天，松江电视大学教务长登门相邀讲课，起初还以为是聊天。“时代不同了，现在只看水平够不够，因为实效是最根本的，再也折腾不起了。久闻阁下大名，诚意聘请，万望莫推脱。”见他如此说，又见《大学语文》教材是我两位恩师徐中玉和钱谷融教授主编的，我是他们亲授弟子，自然义不容辞。
当我踏上电大三楼宽大的阶梯教室的讲台时，展目前望，只见明亮的日光灯下，黑压压地坐满了有志渴望的在职学员，其中有好几位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居然还有两鬓斑白的老者，原先还在高谈阔论，待我坐定刹时便鸦雀无声，我禁不住心潮汹涌，时隔数十年，我终于能置身高校讲台，能为成年人授课了，真心感谢好时代，我应该全力以赴，要对得起时代、对得起在座的有志者。第一次统考就普遍取得好成绩，其中还出了个百分制中的93高分，为此市里要求总结经验上报，却不知我仅是名外聘教师。自此便一发不可收，诸多办班都来相邀，其中有司法局办的一律师报考本科学历班的。最终电大有意邀我加盟。
但最终我没有接受加盟邀请。经过几十年上下波动，已不再在乎名声，而只在乎实际，当初我身落普教照样能开花结果。一位功成名就的学生曾对我说：“幸亏您那时没留在高校，不然我们就碰不到您这样的好老师了。”弟子一席话，暖了我半天的心。故土难离啊！环境自己难做主，但只要随遇而安，脚踏实地，何处不是良田沃土美丽家园！鲁迅老夫子当年乘坐包车在高校间奔波，如今我骑着凤凰老坦克穿梭与普教的松江二中、中专的上海市农业学校、高校的松江电视大学，车轮滚滚，滔滔不绝，又怀揣着《大江园丁奖》，其乐也融融。
20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