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收到短信：“老师，谢谢您的厚爱。是的，我能考取北京大学您我都感到无上的荣耀。我永远不会忘记填写志愿时您用心良苦，叫我填报北大，本来我想都不敢想的，我听了您的话，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梦吧，结果我很走运，梦想成真……”

　　这可是迟来太久的欣慰，我额手称庆。

　　五十多年前我刚踏上讲台，他是我第一批弟子，我校地处上海远郊松江，学生大多是农村子弟，家境普遍十分贫困，求知欲望非常强烈，上课听课眼神像鹰，下课围老师追问又像蜂。他亦如此，唯一不同的是他从不随众追问，而是静坐整理笔记。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消瘦却修长的身材，眼神沉稳，文理均衡并有潜力，我寄予厚望。然而，在填写志愿初稿时，他的目标严重偏低：只求大专并且只求留在本地。我甚感惋惜而忧虑，为师都不允许屈才，便究其原因，说是遵从父母之命，当然自己也认可，于是我作了一次家访。

　　这次家访我深受震撼。他家远在东海边的农村。我不是嫌路程遥远，而是深感他家太偏僻。那时市郊交通极不发达，公交既没有直达，班次又少路况还差，须乘蜗牛似的小火轮，还借助“欸乃”一叶摆渡船，再步行田间小路，此间闻不到一点现代大都市气息，难怪人的视野不开阔。

　　当我走进他家门时又一次震撼：迎面所见的一架子床只有半副床架，另一头则搁在垒起的破砖与缺了口的缸上，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贫富差距出乎我想象的大，我这才理解求知的动力来之何方，也更坚定对当年教育向工农子弟倾斜方针的信念。

　　他的双亲特地从鸡棚里摸了两个鸡蛋煎成荷包蛋款待我——他们吃的是自腌的萝卜青菜叶，站在两厢向我掏心掏窝：儿子能读上市重点校算是出了秀才，祖上阴庇，是上上大吉了，如能考上大学，那就烧高香了，故不奢望，只指望考大专，学期短，早点工作，最好上师专，国家还给钱，将来当教师也体面。双亲年老体弱，快不堪重负了。

　　我几乎下不了筷子。贫困固然激人奋起，但也易让人小富即安，视野不够开阔，这将阻碍发展，甚至埋没人才。关在笼子里永远是鸡，只有放出笼子才可能成凤凰。我站在家长望子成龙的立场上劝告，家有好苗千万别耽误了，当今时代经济不成问题，国家会资助的，苦熬几年孩子必成大才家门有幸啊！双亲两眼含泪，频频点头，形影相随送我到村口，等我走远了偶尔回头，只见老俩还在目送。

　　我返身决定廓开他的视野。农村子弟之所以容易小富即安，就因为见识不广，河伯一个。他们虽说也是上海人一个，可从未踏进繁华市中心一步，与两部偏远地区实际无甚区别，从闭塞的村落来到软硬件俱佳的市级重点校，自然以为极致了。话语不及直观，我带领学生观摩大上海。

　　现在轮到他们震撼了，在整个过程中惊叹声始终此伏彼起。我特意关注他。在宏伟的鲁迅墓碑前，他久久伫立着，他连做梦都没梦见墓碑竟会这么高耸阔大，反复抚摸鲁迅身下的石雕藤椅，惊讶于雕得如此逼真。来到当年为上海第一高楼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前，站得树桩似的，昂着头反复说：“真的邪高邪高（浦东方言：很高很高），帽子真的要落脱啊！”站在黄浦江畔，天遂人愿，正巧有条大厦似的客轮离港，威风凛凛，家中常见的小火轮犹如小泥鳅，这时他唯一一次问我：“华东师大的校河内真的能划船吗？”我曾经对他们现身说法：“你们所读的学校占地一百五十亩够气派，而我读的华东师大占地一千二百亩，有条河叫丽娃名闻上海滩，还可划船，号称花园大学，可我还是神往北京大学，那可是闻名全球的百年名校啊，人总往高处走。”我告诉他，在大二时的暑假就在学校里过，晚上躺在船板上任其飘荡，仰面数天上的星星。他听得如痴如醉……

　　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他情绪高涨了，只问了一句：“能考上吗？”我鼓励说：“跳一跳摘果子。”他心领神会，开始连连躲在阶梯教室里开夜车，终于摘到了北大中文系硕果，较之我的华师大中文系又高出一筹。

　　然而我没想到他北上后竟鸿鹄一去无音讯。曾经作了种种解释与猜测，全部无果而终，只得沉入心底，直到相隔半个世纪后的前不久才又鸿雁归来。原来北大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被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动乱中单位被撤销，却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为中央首长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最后调到直属中央书书记处领导的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也因此荣幸地拜识习近平，深感其作风严谨又平易近人。由于身负重任，要求保密，不得随意与外界联系，他一向沉稳，故一干几十载，直到功德圆满退休荣归故里才来谢师。原来如此！

　　我再次额手称庆，深感贫困子弟与西部地区是人才的海洋，高等教育适当倾斜是具有战略目光之举。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