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启蒙者，我说的却是“启‘门’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由华师大毕业分配到远郊松江二中任教，那
时盛行先立业后成家，乐当单身汉，故每到周末便返回王家沙东测的高 楼的家，与双亲及弟妹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某个平常周末之夜，刚刚收拾完碗筷，忽听有人按门铃，打开门见 是一位体格敦实的长者，稳重的低音自我介绍：“我是《文汇报》记者，请问黄河燕是住这儿吗？”
我一喜：“请进请进！我就是。”
“啊？”长者两眼睁亮，“你是男的？”
“是啊，我没有变性呀！”
我自初中起爱文艺，尤其喜欢读《文汇报》，连载的王蒙的《青春万岁》看得我欲痴欲醉，因为与书中人物同时代，为此还特地制作了一 本剪贴本，取名《落英》，珍藏至今。也由此激发了动笔的奢望，并且 文笔虽极幼稚却模仿起大作家取了个笔名。那时我刚好在文化广场欣赏 了五百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特别是孙道临朗诵的《黄河之水天上 来》深印脑海，此时又盛行苏联文学，我特别沉醉高尔基的散文诗《海 燕》，向往所致便取名“黄河燕”喻为我是一名中国青年。我在一次理 发时，对理发师巧妙的理小孩头技艺有感，尝试写了篇杂感《毛毛没得 了！》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投寄我仰望的《文汇报》，首次用上了这个笔名。
“原来如此！‘燕’大都女性取的名，传统理念的误会！——不错！ 取得好！”两人相视而笑。
母亲给泡了一杯龙井茶，但他没喝，旋即言归正传，且单刀直入： “你政治上没问题吧？”刹时满脸严肃。
空气迅即凝结，怪不得滴水不沾。那年头不像当今“文责自负”， 刊发的稿子必须事先跟单位通气征得同意，以确保政治可靠性，否则若 出了问题板子则由发稿者挨。而这篇文章并没有这样做，一是认为应该 相信大多数，二是谈的是人生常理无伤大雅。但究竟心中无底，特抽周 末来落落实。
这为局外人的我毫无所知，但当为人释荷。我立即直言相告：毕业 于名校，眼下在市重点校任职高三毕业班，教语文兼班主任。正巧我带 回一些作文本准备周日批阅，就随意抽几本给他，他毫不迟疑接过认真 看了我写的批语，这才如释重负地靠到椅背上，连声说：“这就好！这 就好！”母亲又递来一盒大白兔奶糖，这回他爽快地拣起一枚，闭嘴咪 了一下说：“奶糖质量的高低就看它粘不粘牙，这方面米老鼠奶糖是上 品，大白兔也不错。”
长者毕竟长者，善于调节气氛，经他这么一说气氛重又融洽活跃， 开始海聊。当他听出我言及无论哪家报刊常多见名家文章之弦外音时， 他毫无忌讳地说：
“不要与名家对立，报刊不能没有名家，再说他们也是摔打出来的， 不这样看不厚道。但我们也不是唯名家，只要有质量还是发的，你的大 作不也见报了吗？新生力量要扶植，不这样就没希望。”
自为人师后常诲人，今天聆听这柔中带刚的劝导真是“如听仙乐耳 暂明”，深感心胸应该宽广些，同时又学了一招：怎样开导人？也许是 见我思想太沉重，他接着聊起楼下西面王家沙的两面黄堪称一绝，这一 下激起了共鸣，两人笑在一起。在笑声中，他又转入正题：
“我之所以没跟你单位通气还有一层考虑，我清楚不少单位领导大都不希望属下做单位外的事，尤其是写文章之类，最忌墙内之花墙外红，即使不阻拦也会另眼相看，同事中间难免有人不舒服，如果发表了还可 以抵充也就罢了，如果发不了反倒真应了那句‘没吃到羊肉却染了一身 臊’。”
这一席话听得我一阵热，久久盯着眼前素不相识的长者，他竟如此 体恤从不曾谋面的他人，何等崇高的人文精神。我当即起身身处双手紧 握他厚实的右手道谢。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资深编辑记者戈今长者。
事后果然被他言中。文章见报不多久校长就在与我谈教学之余状似随意谈起我校一名右派教师，就缘起于名利思想膨胀爱要笔杆而坠入泥 坑的，最后又以亲善的口吻说学校寄于厚望把毕业班托付给你，相信你的聪明才智，听话听音，自此我就搁笔。
俗话说本性难移。当年就因为爱文学才放弃理科报考文科的，岂能 一刀断之？随着改革大潮兴起，我又蠢蠢而动了。
九十年代初，我正在办公室批阅作文，忽然教我接听电话——那时 手机属稀有金属——是《文汇报》社打来的，久违了，我急忙赶去接听，对方声音轻柔，不会是戈今，那会是谁？来电说的是我的一篇《我忆念 中的罗玉君》准备刊发，但希望提供她的照片，而且最好是生活照。一 听此言我差点要跳起来，这一隔竟长达三十年，我终于又能跨进心仪的 大门了，当即一口答应。但学生哪有老师的照片呀，情急之下去信钱谷 融老师求助，老师很快寄来了一张正照。当我看到首次长达两千字的文 章刊登在《笔会》的头条上，又配上天呈依据照片作的漫画象，我几乎 陶醉了好半天：从未有过的完美，而且远胜于前一次的豆腐千块的杂感。
我自然感谢又一次开启大门的陌生电话——刘绪源先生。
这是典型的以文会友，我前往圆明园路上的前文汇报大楼拜访他，登上顶楼观光厅，大上海美景尽收眼底，一边畅谈文教现状。当听到我谈及曾也在钱教授《论“文学是文学”》研讨会的会场，亲耳聆听教授 别开生面的开场白时，他当即嘱咐我写出来，这就是又一篇排成铅字的 《教授的幽默》。
友谊进一步加深，然而友情归友情，文章质量丝毫不徇私。我的一 篇《茅台酒杯的来历》让我反复修改了三次才放我一马。而一篇《往事 犹在目》认为“往事”部分内容充实精彩，“现实”部分显得拖沓松散，我怎么改他都不满意，最后干脆捉刀代笔，不管我怎么想，质量第一。
常人总以为熟人好讲话，文质评定似弹簧，然而刘先生则是铁将军把门。我有一篇《菜单满天飞》，写的是对当今“菜单”“套餐”“盛 宴”之类词语到处使用颇为不满，认为太滥又欠雅。刘先生并不认同， 批曰“题目似乎太小而又索之过深。‘菜单’之名最早是从计算机的用 语上翻过来的，取其易解易记，套餐则是一个形象化的借喻，用之似乎 并非不可，一定要批评，多少有硬做文章之感。”说得中肯，又显其渊 博，令人心服，无怪乎《文汇报》质量不凡，就源于编辑水平不一般。 他对我退稿远多于刊用。
此后刘先生退休离职，但我与他却依然相联——非稿件来往，而是 他对我文中的评点深深烙印在我心里。他认为我有时用笔太重，显得雕 琢味太浓，还是朴实自然些好，这真是入木三分，我有时的确时刻意求 工，自此时时注意，果然见效。2011 年我的一篇《留的青山在——回忆 施蜇存先生二三事》见报后竟反响热烈，《作家文摘》、《读者》杂志 及多家网站先后纷纷转载，华师大出版社还用作模拟试卷的材料纳入新 课标、练习册并被许多省市采纳，最后被收入名家荟萃的集子《我们便 身在天堂》、我的名字居然与名家高手并列，荣幸概莫大焉！
饮水思源，正是由于幸运地相遇这两位启门者，才让无名之辈的我 得以一窥瑰丽辉煌的文学殿堂。兴奋之余不由得想起曾因参与《文科十 万个为什么》丛书撰写而应邀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赵昌平先生拜访的 情景，只见他在 台灯下埋头阅稿，案头稿件堆积如山。他和蔼可亲地说：“外面常将作者与编辑对立起来，其实编辑跟你们当老师一个样，你们 看到好文章会高兴异常，认为发现人才，我们也一样，读到难得的妙文， 会眼睛一亮，所有疲劳一扫而光，发现并助推是我们所有编辑的神圣天 职。”
戈今与赵昌平两位尊者仅一面之缘，至今念念不忘，挚友刘绪源兄 竟已驾鹤西逝，痛哉，祈愿天国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