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的小巷或者居民区内，常常会碰到卖烤红薯的乡下人。他们并不吆喝，只是在你走到跟前时，才抬起头望你一眼，然后低头去摆弄那些尚在炉上的红薯。

　　那种目光，常常把我的心灵震颤，每次都使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次卖红薯的经历。

　　在我上初一的那个秋天，我家的红薯获得了大丰收。爹和妈商量着拉一车到县城去卖。十一岁的我唯唯诺诺地提出想到县城看一看，爹妈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周日的凌晨，爹叫醒我。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上了路。

　　四周一片漆黑，走了好久天空中才出现了红一块蓝一块的朝霞。爹卸下捆在拉车上的自行车，“你在前面骑着走，碰到有坡了停下来等我，帮我推车。”爹不紧不慢地拉着拉车在后面走着，我则优哉悠哉地在前面“探路”，自我感觉像是孙悟空。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师徒”二人终于走完了这十五公里的路程。爹把拉车靠到路旁的一家饭馆前，买了一些油饼来与我分享。饭馆的主人走过来，递给我找回的零钱，“这个给你爹。”我非常奇怪他怎么知道和我在一起的是我爹，后来想了很久也没有想通。

　　爹把拉车拉到一个小胡同中，放好，坐在地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我把自行车放在一边，趴在拉车车沿上，摆弄着那些红皮的“553”红薯。终于有人来问价了，挑了货，爹称了一下，让我算一算多少钱。我问：“没纸也没笔，咋算？”爹说：“口算！”口算？乘数与被乘数都带有零头，能口算吗？我急了，捡了一根小树枝在地上划了起来。然而，没有等到我算完，顾客已经付了钱离去了。几次交易完成后，我终于发现了秘密：爹的口算之所以快，是因为他把乘法的分配率运用得十分娴熟，先算整数再算零头。后来我又发现，所有的小商小贩都会这一招，即使他们没有上过一天学。

　　不到中午，满满的一车红薯就卖完了。爹得意地数了数一大把钞票，然后把空拉车的车把牢牢地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准备打道回府。走出胡同，爹让我照看着车，自己走进一家商店，兴冲冲地举着两个颇似馒头的东西出来，递给我，“上车吧，饿了吃块面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面包，黄澄澄的，一捏，那么软，比妈蒸的最软的馒头还要软。坐在拉车上，我又翻来覆去地打量了一番那两个叫做面包的东西，然后小心翼翼地啃了一个角，又酥又甜的美妙感觉，诱使我啃了第二口，第三口……

　　出了县城，在前面骑自行车的爹忽然回头问我：“面包呢？”我说：“吃了。”“两个都吃了？”“都吃了。”爹不再言语了。我猛然意识到，这两个面包中应该有爹的一个呀！我想，爹一定也没有吃过几次面包，因为当时在乡下，这种东西是绝对没有的。

　　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总想去看一看那个我曾经随爹卖过红薯的小胡同，却因为当年没有弄清楚方向，而没有找到。再后来，我到省城读大学，每每看到卖烤红薯的乡下人，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心情，特别不敢接触他们的目光，因为我总觉得那种目光就是爹的目光。

　　作者简介：邵茹波，男，河南邓州人，文学硕士，现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老师，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