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相思子送我一盆石斛兰，虽不算名贵，但我很中意。古朴的紫砂盆内、铺面的白矾石中钻出几株竹节样的苗来，几片小小的绿叶烘托出生命的本谛，据说培养得法，也能开花。我的石斛兰长势不错，估计要开花尚有时日，于是就百度看看石斛兰的介绍。在看过它的培养要点和习性介绍后，偶尔又看到了石斛兰是父亲节之花，翻翻日历竟然明天就是父亲节，想起已离世10年的老父亲，一时倒有心旌摇摇之感。

　　

　　当年父亲在世时，父亲节并不时行。我只知道母亲节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父亲节则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因都是外国的法定节日，所以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在这个节日里对父亲表示过感恩。父亲自幼师从名医周冠文，济世行医，救死扶伤，深受业界好评。邻里们对父亲极为尊重，一贯以先生相称。我对父亲却敬畏几分，尽管外婆对我宠爱有加，但在父亲面前我从来不敢调皮捣蛋，父亲的话并不多，但有一种挺威严的气势，迫使我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也有过温暖的时光，那是坐上他自行车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我父亲有一辆常常擦得铮亮的永久牌自行车。我在学前小学放学回家，有时正好下班的父亲骑过我身旁时，叫一声“上来”，我就手抓书包架，飞身一跃而上，在同伴们的羡慕中得意地离去，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乘车的机会其实很多，但父亲发出的音节只有两个，从来没有例外。

　　

　　升入高中以后，我寄宿在校，离开了父母的管束，我感到莫大的自由。只是在月末回家一次，向母亲领取下月的膳食费，难得见到父亲一面，交流也越来越少。在高二的下学期，正是复习迎考的前夕，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在运动中遭受到冲击，且日甚一日，最终被开除公职回家，在居委会监督劳动。那时父亲已五十开外，我不知他是看淡名声还是悔过赎罪，一改往日衣冠楚楚、温文尔雅之态，一早起来就抡起竹丝大扫帚义务扫街，然后到居委会生产组与老头老太们一起捡布头、理乱纱，或者拉起板车装着理好的纱、布去送货，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往日的先生从此落难到社会的底层，以此来获取一点赖以度日的生活费。繁重的劳动没有压垮父亲的身体，但是他在精神上是极端痛苦的，我想甚至是一种煎熬，没有希望，也没有尽头。因此我常常找机会与父亲聊聊家常，情感交流比以前丰富了不少。少了父亲100多元的工资，上有七旬老母，下有我们兄妹三人，母亲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和妹妹报名去了白茆插队，弟弟去了射阳生产建设兵团，没有犹豫也无需动员，我们为的是减轻家庭的负担，算是对父母的一点报效。

　　

　　在农村，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可教子女，于是很自觉地在劳动中改造和磨练自己，得到的赞扬也不少。母亲来看过我们几次，父亲却一直不能前来，我理解是他的身份有不方便之处。1974年，国家微调知青政策，多子女下乡身边无人照顾的家庭，可安排一人回城就业。我想父亲最宠爱妹妹，调妹妹回城也可照顾父母和外婆，但出乎意料的是父母选择了我，因为我的年纪最大，我被安排到当时常熟最大的国棉厂工作。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纠错，办理了退休手续，并由弟弟顶替接班，妹妹也被安排进针织厂工作，家里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场浩劫使我家失去了不少东西，但也得到更多的精神财富，得益最大的就是父亲。他悟透了友情的内涵：在他身处逆境的时候，邻居街坊没有歧视他，在他恢复身份后就应该珍重这份情感。他常常主动到邻居家门口小坐轻聊、谈天说地，街坊偶有小疾，他乐意上门诊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应邀到总工会开设的工人疗养院工作了近十年，仁风敬业，有口皆碑。他说不是为钱，而是要弥补文革少做了十年的遗憾。父亲的生活是充足的，父亲的笑容也是真诚的。他待人谦恭，严于律己，有一句口头禅我铭记在心，那就是“不要去麻烦人家吧！”有一次，母亲嘱咐我要去办一件事，他竟然也脱口而出：“儿子厂里公事繁忙，你不要去麻烦他吧！”母亲只得不客气地打断他：“你搞搞清楚，他是你的儿子唉！”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大难未死，劫后余生，应该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吧！

　　

　　父亲去世十周年了，今年的父亲节是6月16日，又恰逢是我的生日，世上就真有这样的巧合。我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思念着父亲的音容笑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像一幕幕电影在脑海中映演。冰心说父爱是沉默的，用心才能体会到父爱，我是用了一生的时间在体会父爱的奥秘，年事愈高，体会愈甚。我也希望我的女儿能慢慢体会到我对她无微不至、无所不包的爱，这是爱的传递，爱的接力。窗前的石斛兰迟早会有开花的那一天，我希望它的花是白色的，那是我对父亲的追思和祭奠。

　　

　　【本文入选2015年中国散文佳作精选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主编：毕凌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