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浓厚的清代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当今时代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传统旗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30、40年代是旗袍的顶盛期，这时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民国旗袍这些与西方服饰审美一致的特征，并非偶然产生。在当时，上海这个中西文化杂处的大都市是最具条件的诞生地。当今我们或许已经难以寻找民国旗袍在上海诞生的确凿证据，但我们还是可以断言，海派旗袍是民国旗袍的典型。如果我们再胆大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现代旗袍，或狭义的旗袍，就是海派旗袍。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旗袍两字所引发的联想或意象，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旗袍。

　　

　　20年代的旗袍仍然宽大平直；与沁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但肩、胸乃至腰部，则已呈合身之趋势。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这位以善于观察和描述时装的女作家所说的"初兴"，如果是指20年代，那"严冷方正"一定是她童年的印象了。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女装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完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先是有了"别裁派"的说法。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领、袖外采用西式的处理，如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时袖等，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这些改革的应用虽并不广泛，但表示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自由，旗袍原有的程式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也是"别裁派"的一个特点，这使得旗袍进入了国际服装大家族，可以与多种现代服装组合，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已经"国际化和现代化了"。30年代末又出现了"改良旗袍"。旗袍的裁法和结构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旗袍更加合身，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也合体了。有人还使较软的垫肩，谓之"美人肩"。这表明女性开始抛弃以削肩为特征的旧的理想形角。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鸿翔公司的后人金泰钧先生对此坚信不疑。他本人虽未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全部，但他在40年代工作于鸿翔时，还可从老师傅处获得有关于此的很多消息。这时旗袍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以后的旗袍再也跳不出30年代旗袍所确定的基本形态，只能在长短、肥瘦及装饰上作些变化。当今世界上许多女性所喜爱的旗袍，就是以30年代旗袍为典型的。而30年代的旗袍，就是以海派旗袍为楷模的。当时的上海，是亚洲时尚的中心，是社会名媛的乐园。

　　

　　定义更为宽泛而事实上基本形却更加确定了。在30-40年代中旗袍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于面料和装饰的选择，以及长度和开衩的变化。由于裙摆的位置是女装流行的重要特征，摆线是最重要的风格线。在欧洲，30年代女装的摆线一直很低，而腰线较高。长裙是30年代的特征，是区分于20年代女装的标志。30年代的旗袍也很长。1931年和1932年，由于20年代的影响未除，下摆位置较高。从1932年起，到1938年，旗袍一直很长。尤其在1934年左右，在上海，下摆几乎及地的旗袍十分流行。这表明海派旗袍与国际女装的流行几乎是同步的。任何具有中国趣味（或面料或细节或装饰上所显示）的one-pieie dress（以合身者为多）都可以被称为旗袍。所以我们可以有无襟、无领或不开衩的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