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是上海积极倡导的三种文化之一，其研究在上海学界已有不少年头，但普通大众甚至许多知识人仍然对其内涵不太清楚。就个人陋见，海派文化研究可以从下面几个维度进行再思考：

　　

　　海派文化过时了吗——

　　

　　陈旭麓先生的说法颇有代表性：“海派作为一个艺术流派，似已成为过去，因为它当初的某些特征已逐步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程度也在深化，而且昔日的上海已成陈迹，与京派对称的海派的社会条件正在消失，所以，海派已是一个历史词语。但作为艺术、文化上的风格来说，仍是现实的，我们还随时可以听到海派散发的气息，有你，有我，有他。”

　　

　　如果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社会—空间”框架中，以及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体系来看，狭义的海派一词虽已过时，广义的海派和海派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究竟是已经终结，还是延续与断裂、延续与改造或者扬弃与新创的关系，仍是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海派文化在新的时代、新的国际国内大变局下无疑应该发挥更大的当代价值，但如何发挥作用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海派文化定义繁多，但基本定义八九不离十。《海派文化新论》提出：“海派文化是一种发端于上海，但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域的现代性城市文化类型，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近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

　　

　　因为有一个“海”字，海派文化很容易被简单误读成上海的地域文化。的确，“在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化几乎是画等号的”，甚至有一些专家把海派文化定义为江南文化下与苏文化、杭文化、甬文化等并列的小传统文化。这是完全从地域文化的概念上去认识海派文化了。许多深入研究过海派文化的学者认为，应该从海派文化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本质属性上去认识海派文化，不能简单将海派文化等同于上海地域文化。可以这么说：海派文化不等于上海文化，但最能代表上海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表达。

　　

　　这一点，张济顺先生在《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中解释得较为完整和辩证：“关于海派文化是否区域性文化的问题，不应笼统而论，而应把它界定在特指的范围内。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观之，海派文化的生成离不开上海这个地域，是上海文化哺育了海派文化，没有上海，就无所谓海派文化。但从文化传播与功能的角度看，海派文化却已突破了地域界限，表现出它在中国近代都市文化中的示范性和普适性。再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观察，情况可能更复杂些。海派文化尽管一再发生流变，其内涵也呈膨胀势头，但它仍然同上海的近代化进程，同上海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所以，离开了上海这一区域含义去谈海派精神、海派风格乃至海派作风，似乎都不能体认到海派文化的精髓，就可能产生‘魂不附体’之感。然而，海派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刻意求新，从不封闭保守，她不断从各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及中国其他地方、流派的文化中吸取养料，博采众长，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又很难在海派文化中找到一种‘纯’上海的因素，而恰恰是上海才具有四海通津、五方杂处、中西交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区域界限的模糊也就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

　　

　　不同于江南文化首先是一种地域文化，然后才从中挖掘其特殊的文化内涵，研究海派文化不仅要联系地域，更应该结合世界格局、海洋文明、社会结构、都市形态、人口规模、产业基础、文化传播、空间变迁等来动态阐发它特有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特征。天时地利人和，使具有发达都市性、现代性、市民性、商业性等本质属性的海派文化首先发生在上海；但作为一种外向型的海洋性大文化，将其简单视为地域文化，无疑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对于当下的上海来说，将海派文化放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全球文明大背景、大格局中加以思考，才是明策。

　　

　　海派文化的时空缘起——

　　从空间上看，上海通江达海，地理优势明显。罗兹·墨菲先生曾分析上海的三大优势：一是长江三角洲平原几乎完全平坦，二是有着比旗鼓相当的华南各港市更加舒适的气候，三是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途，同时处于远东航运的焦点和大西洋与美洲之间的正中位置。

　　

　　从时间上看，上海早期发展几乎与欧美资本主义大发展同步，因此能够很快地对接发达的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同时代的英国处于工业革命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黄金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不仅发明了蒸汽火车，电动汽车也崭露头角。19世纪的巴黎，经历了奥斯曼大改造，和伦敦一样，不仅具有惊人的发展速度，而且由此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在种类和规模上也都非常相似。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处于“柯立芝繁荣”经济高涨期，也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活力的时代，展现出“疯狂”的经济实力和活力。《文明中的城市》写道：“那些年的纽约——即19世纪末最后20年和20世纪初的前十年，传递给所有游客的是一种特别的、几乎是触电般的兴奋之情：这是一座能量充沛、活力四射的城市，富于创造与革新的能力。”制造业、金融业、时尚业蓬勃发展，地铁、汽车、电影、广播、爵士乐、流行歌曲广受欢迎，好莱坞电影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输出品。上海紧随英美，电影放映拍摄几乎和世界同步，国际通讯直达欧洲，无线电台数量甚至超过纽约。摩天大楼在欧美国家变成一种潮流，上海24层的国际饭店于1934年落成，虽然高度不能同美国城市相比，趋势却已经接轨。

　　

　　贾植芳先生回忆：“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很快会在上海兴盛起来。”

　　

　　海派文化的特征概括——

　　

　　描述海派文化特征的词汇很多，有正面的，如多元、灵活、好学、爱国、理性、杂糅、重商、法治、务实、得体、自律、通达、精致、精细、敬业、讲规矩、守信用、有情调、有品位等，也有负面的，如小气、抠门、势利、市侩、精明不高明等。用上海话来概括，还有克勒、登样、懂经、上路、精乖、有腔调、门槛精、拎得清等。

　　

　　试图用某几个概念来定义海派文化，都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但正是这些庞杂的词语系统构成了海派文化在价值观、规范和实体三个文化层面上的丰富内涵，构成了一般文化定义上所指称的差异化的整体生活方式，使海派文化的内涵更加完整和复杂。海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特征应该是“开放、创新、包容”，是“海纳百川”“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如果还要进一步延伸的话，或者还可以加上一个法治契约精神。

　　

　　海派文化的空间生产——

　　

　　历史上的海派文化，是港口贸易、文化融合和战争环境等的产物。再深入一步分析，其实还是当时包括治理模式、人口规模、交通条件、居住密度、社会结构、构成中心、市场体系、支柱产业、城市形态、基础设施、商业伦理、法治观念、文化组织、传播媒介、市民意识、公共空间、社团治理、异质文化、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娱乐场景等在内的空间生产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的产物。

　　

　　从表征空间看，河浜变成了马路，沙船变成了轮船，马褂变成了西装，马车变成了汽车，木头马桶变成了抽水马桶，蜡烛变成了电灯，柴灶变成了煤气，扇子变成了电风扇，茶馆变成了酒吧，书信变成了电话电报，井水河水变成了自来水，石库门变成了花园洋房，私塾变成了公校，私园变成了公园。“世界大餐”、外滩雕塑、公共音乐、摩登时装、舞厅总会、工艺美术、体育运动、电影放映、咖啡剧场、集体婚礼、印刷出版、大学医院、电车火车等，让人眼花缭乱。

　　

　　通过海派文化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经过起码30年的积累，终于伴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上海话和上海生活的成熟，海派文化自下而上，通过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润物细无声地自然传播，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地影响市民的思想观念。

　　

　　海派文化的都市特征——

　　

　　芝加哥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与近代上海社会的成熟几乎同步，其所参照的样本城市芝加哥也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母本。其代表人物沃思曾归纳“城市主义”的三个特征：规模、密度和异质性。

　　

　　从人口规模和密度看，近代以后，经历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苏俄革命等，各类人口大量涌入上海，以几乎每10年递增100万的速度暴增，至20世纪40年代达400多万。1945年，上海全市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53人，最高的三个地区老闸、新成和邑庙的人口分别为144260人、116837人和90706人；1947年，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上升为7339人，最高的三个地区老闸、邑庙、北站的人口分别为146176人、128212人和103536人，远远超过今天的上海城区。频繁的交流带来巨大的文化创造活力，加速推动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从城市形态和异质多元看，“一市三治三界四方”的治理格局无疑是多元文化的政治基础，发达的交通、水电煤设施以及中外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一系列建筑景观构成市政基础，大学、教会、银行、法院、社会组织、证券市场、公用事业机构的兴起构成社会基础，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等文化机构的快速发展构成传播基础，公园、舞厅、剧场、夜总会、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空间崛起构成丰富的应用场景。

　　

　　这一时期的上海，不仅人口多元、民族多元、货币多元、宗教多元、教育多元、语言多元、报刊多元、影视多元、服饰多元、风俗多元，而且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节假日多元。熊月之先生将此时的上海比作“袖珍地球”，并认为纽约、巴黎、洛杉矶尽管也是移民城市，但“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

　　

　　20世纪90年代，在“迈向21世纪的上海”大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上海要率先进入全国的中心城市乃至世界中心城市的行列，就要把上海的海派文化、时代特征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它推到一个新高峰。”在之后形成的“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意见得到采纳，并被表述为“上海要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融合当代世界的进步文化，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与时代精神及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海派文化”。

　　

　　“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进一步提出“赋予海派文化新的内涵”的命题，并将其与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相连。《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要求，“策划上海城市整体标识体系，提炼突出海派文化内涵的标识要素”。在解读“海派文化的新内涵与历史责任”时，强调“上海文化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文化融合’的途径，将多样人群、多元文化，练就为‘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精神’，以呈现出具有上海自身鲜明特征的全球城市文化、新海派文化风格。从文化主体而言，是在一本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具有引领全球文化价值的高度和广度。这就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20世纪90年代后，对海派文化的重视和直视更加迫切与坦然。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海派文化内化为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重要体现。原有的争议和贬损，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实践，基本失去了生存的历史语境。城市决策规划者的关注重点已放在海派文化如何为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提供当代价值上，试图引导学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海派文化的特征和内涵。

　　

　　

　　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再构等背景下，围绕“开放的上海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命题，新时代的海派文化研究可以有如下面向：历史概念的海派文化和新时代海派文化各自的创生环境、区别和联系是什么；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与红色文化和江南文化是什么关系；如何将海派文化注入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塑造；如何发挥海派文化的潜质，完善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治理模式；如何运用海派文化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社会生活；如何运用海派文化的景观、场景和非遗成果进行城市品牌形象的国际传播；如何通过海派文化的实践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新时代“海派文化+”推动经济的四梁八柱是什么；如何用海派文化精神寻找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如何运用好海派文化的基因为全球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共同价值，等等。

　　

　　将不限于此的问题一一研究清楚，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以在“历史渊源”中发现海派文化的“当代意蕴”。

　　

　　

　　海派文化是全球视域下中外文明激荡交汇的结果，是具有本土特质的全球文化。本土文化以江南文化为主，但并非仅指江南文化，还包括岭南文化、齐鲁文化、东北文化等；外来文化不仅有西洋文化，也有东洋文化，包括比较特殊的苏俄文化、印度文化等，以西方文明为主，但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文明。

　　

　　海派文化既具有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律，又具有深沉的中国内涵，更具有鲜明的上海特色。新时代海派文化是海派文化的现代表述，具有内在联系且互为支撑的六个层面特质和取向，即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开放引领的国际视野、创新发展的市场机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依法治理的制度保障、经世济用的实践路径，“六位一体”为海派文化建设的当下与未来提供基本价值遵循。为此，需要打造研究高地，不断开掘海派文化生命力；打造标识高地，不断强化海派文化亲和力；打造传播高地，不断提升海派文化影响力；打造产业高地，不断激发海派文化活力；打造演艺高地，不断彰显海派文化魅力；打造素质高地，不断赋能海派文化动力。

　　

　　在实践中，历史条件不可能复制，但正确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精神应该得到尊重。相信在正确的历史观指引下，新时代海派文化一定可以展现出更大活力和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