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品”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播出，备受关注。1982年，路遥成名作《人生》发表于上海《收获》杂志。在作品最后，作者留下了“并非结局”四字，给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生未来留下了想象空间。40多年后，这部以此文学经典为基底的电视剧，又将青年高加林“引回”上海，在荧屏上续写作家的未尽之言。《人生之路》从叙事层面描绘出高加林的生命延长线，为他根植于中国语境的人生之路提供了“上海方案”。该剧不但以叙事扩容的方式，续写了主人公在上海的奋斗历程，更对其青年时期的人生迷茫与困惑，做出了应和时代要求的回复。跨越40多年的时光，对高加林的成长叙事获得了具有时代共情的重述。

　　

高加林难题　

成长的愿景与道路

　　

　　《人生之路》的前半段，重现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黄土地上，天资聪颖的高加林意气风发。他的成长愿景，不仅仅是德顺老汉口中的“改命”梦想，更是意欲“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的人生抉择。他憧憬着从自己脚下的黄土地走向现代大都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高加林的真正困惑在于，他怀揣着无限的个体憧憬，却一度受困于有限的人生道路。在剧中，高考成为秦川少年们为数不多的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高加林渴望借此鱼跃龙门来拥抱现代文明，屡试不第的马栓自暴自弃，高双星竟在村支书父亲安排下铤而走险，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额。此后，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高加林不断试图从农田中走出去，先后做过乡村教师与通讯干事，又由于种种原因屡次退回到农田中。他力图抓紧每个机会，一路跌宕，朝着人生理想行进。

　　

　　高加林的成长困惑，是根植于中国语境中的，产生自特定年代由黄土地和乡村组成的特定环境。从总体社会环境来看，高加林们人生道路的有限性，是由于他们当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起点处。现代化建设在他们的家乡外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黄土地上的变化和发展则相对滞后。

　　

　　除了黄土地与都市之间的选择，高加林的内心纠结还以隐喻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爱情生活中。高加林在来自黄土地的刘巧珍和来自都市的黄亚萍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外化表现。他留恋黄土地的滋养却对都市心向往之，渴望现代化的多彩又苦无出路。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小说并未给高加林的成长历程提供最终出路。小说借高加林发出人生之路通向何方的时代之问，需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得到新的艺术作品的回应。

　　

此为结局　

人生成长的“上海方案”

　　

　　《人生之路》对原著小说做出的最重要改动，是从上海的都市发展经验出发，为高加林的奋进之路提供了成长方案，补足结局。在电视剧后半段，高加林这个曾因失去大学名额、教师职位和通讯干事而三度迷失人生方向的农村青年，以笔为刀，奋进于文学之路，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高加林借助鼓励人才流动政策的东风来到上海，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与此同时，他的伙伴们也纷纷来到上海。其中，来到上海的刘巧珍书写了新时期乡村女性的都市创业史，她从开办小餐馆转向创立中央厨房工厂，俨然成为新的经济模式与规模化产业的掌舵人。在剧中，高加林与刘巧珍都可定位为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奋进者，他们是“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的绝佳注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在上海，两人积极拥抱现代文明并取得个体成功后，并未割舍对黄土地的牵绊，而是积极反哺家乡，支持乡村发展和建设。高加林回到母校推动教育发展，刘巧珍返回故乡拯救婚姻不幸的刘巧玲，一代人走出黄土地的渴望，找到了新的时代落点。这也是中国式成长故事在这个时代不断演绎的独特之处，主人公们不但要有自强不息的品格，更要有在取得个体发展后“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候鸟回迁，建设家乡，正是对青年高加林关于命运走向何方疑问的一个美好答案。

　　

　　在成长叙事的“上海方案”中，高加林身上充分体现出个体与国家的命运联结。高加林的人生低谷期，处在社会改革转型的初始时期。高加林的高速成长期，对应的是上海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剧情不断发展，主人公随着社会发展实现的人生跃迁与愈发广阔的人生道路，构成了具有启发性的理想化成长叙事。

　　

观照当下

对青年成长焦虑的回应

　　

　　尽管原著小说开放式结局可以导向多种可能性，但《人生之路》选择尽可能贴合中国的历史土壤和社会语境，以求最大限度地引发时代共情。正因如此，该剧在有效延伸高加林这一人物生命线的同时，也借助父辈的人生经验，于不经意间回应了当下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的焦虑。高加林的命运曾遍布曲折和坎坷，但是，刻写在民族血脉中的奋斗者基因，造就了他的不屈精神与奋进意识，指引他循着历史发展的道路达成自己的人生愿景。

　　

　　当下，社会发展加速，部分青年群体产生了人生难以自控的精神焦虑。而高加林的人生答案构成了对这种焦虑的启示，青年人应避免只聚焦眼前挫折的短视行为，而要立足人生发展的长久之计，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与节奏。高加林的人生姿态，既非过度攀比的“内卷”，也非低欲望群体的“躺平”，而是强调普通人对平凡甚至坎坷生活的坚定与坚持，并由此达成新的文化主体性确认。人生路遥，路在脚下。

　　

　　（杜梁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