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是发端于浙江嵊县的一种地方戏曲。但从1917年嵊县“小歌班”初闯上海滩，到20世纪20年代女子越剧的兴起，再到大名鼎鼎的“越剧十姐妹”，上海才是越剧成长、成熟并且发扬光大的地方。上海占有越剧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站住脚，在越剧界才算成功。大家不太了解的是，60年前，上海曾有越剧团成建制支援北京。
解放前上海出版的各色越剧刊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到一年，在1950年的4月12日，上海就成立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这也是新上海第一个国有剧团。1955年3月24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改为上海越剧院，并在越剧院下成立了一、二、三团，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越剧演员。此时，全上海共有越剧团30多个，全国的越剧名角也大半集中在上海。1950年夏天，由范瑞娟、傅全香领衔的上海东山越艺社一行60余人，在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的支持下进京演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观看了演出并称赞。
1950年，东山越艺社进京演出。图为周总理与东山越艺社主要演员范瑞娟（前排右二）、傅全香（前排左二）等合影。（来源于网络）
次年，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东山越艺社原班人马再度进京，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外国贵宾、英模代表，毛主席又观看了演出。1952年，由范瑞娟、傅全香领衔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一等奖。1953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梁山伯与祝英台》还被拍摄成电影，并在国际影展中获奖，越剧的影响更为扩大。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剧已传播到全国20多个省份，各地越剧团总计有100多个，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和知名度。全国各地纷纷要求上海的越剧团落户，作为越剧大市的上海也义不容辞，在1956年，将春光越剧团支援甘肃兰州，组建兰州市越剧团。1958年，又将上海县越剧团支援贵州，将永乐越剧团再度支援甘肃。而在更早的1950年，上海联合女子越剧团赴天津演出，在天津连续演出3年并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后，经天津市“收编”，成为天津市越剧团。
1952年，范瑞娟（右）、傅全香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范瑞娟饰演梁山伯、傅全香饰演祝英台（来源于网络）
1953年，袁雪芬（右）、范瑞娟在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时与芬兰友人合影（H1-11-7-49开）
时间回到1959年，当年6月14日，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收到了一封来自首都北京的信函，来信人是北京市委对口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陈克寒。陈克寒在信中写道：“希望北京有一个越剧团，经常能够看到越剧。”上海支援越剧剧团赴京提上了上海文化界领导的议事日程。
在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上海方面敲定了向北京支援越剧团的意向，具体承办此事的市文化局还提出了三套方案。7月28日的信中提到，“（一）调合作越剧团去（主要演员戚雅仙、毕春芳），这个团艺术水平较高，演员比较整齐，政治条件也尚好。（二）调青年越剧团去，这个团的成员都是青年，目前艺术水平稍差，但很有培养发展前途。（三）调上海越剧院一团去，以范瑞娟、傅全香为主。”信中还写道“这三个方案，请考虑决定”。从档案中看，上海方面似乎是把究竟调哪一个越剧团进京的决定权交给了北京方面。
经过慎重考虑和磋商，大约在1959年底或1960年初，北京和上海就上海越剧院一团进京一事达成一致。拟议调往北京的上海越剧院一团是上海越剧院的主力团队，名演员多，名列当年“越剧十姐妹”的就有范瑞娟、傅全香和吴小楼3人，其中范瑞娟在解放初期就是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副团长，上海越剧工会主席，1951年又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还是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是上海戏剧界乃至文艺界的代表性人物。
虽然，从诞生之初，越剧演员就有“跑码头”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各支越剧团也经常去外地演出。但即使这样，一个完整的剧团迁往另一个陌生的城市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工作需要仔细谋划。1960年3月12日，上海市文化局党组就调越剧院一团进京一事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递交了请示。请示中提到，“一团原有的主要演员：范瑞娟、傅全香、陆锦花、吴小楼、陈琦、张金花、金艳芳等全部调去，……原属一团的五个学员，随团同去。”
由于越剧院一团着名演员多，不少演员都属于高工资、高收入，有的还有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特殊补贴。比如范瑞娟，除了前面提到的职务外，还是市人大代表，傅全香也是市政协委员，她们2人的月工资都高达586.13元，还享受每月肉蛋各3斤、糖1斤的补贴，其他如陆锦花、吴小楼等演员也享受一定的优待政策。为了解决去京人员的后顾之忧，请示特别提出：“剧团主要业务干部原有政治上的安排以及副食品供应上的额外照顾，请北京市文化局参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予以适当安排和照顾；全团工作人员的工资仍按原待遇不变。”对于去北京的剧团成员家属，请示中也明确提出：“所有家属均随团迁去，不能同行者，今后陆续迁去，所需路费由北京市文化局负担。剧团人员的家属的安家和债务困难，也请北京市文化局借支或补助。”请示中还明确：“拟在四月底前做好动员，剧目加工排练，设备添置等工作，四月下旬去北京，五月一日在北京市演出。”
为了支援北京，上海方面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上海越剧院共有三个演员剧团，一团全体人员进京，几乎抽去了一半业务骨干力量。上海越剧院原有范瑞娟、徐玉兰、陆锦花、丁赛君、陈少春、陈琦的6名当家小生，抽去了范瑞娟、陆锦花、陈琦3人；傅全香、王文娟、吕瑞英、金采风4名当家花旦，抽去傅全香1人；主要老生张桂凤、吴小楼2人，抽去吴小楼1人；中层老生有钱妙花、郑志梅、吴天芳、任棣华4人中抽去吴天芳、任棣华2人；主要老旦周宝奎、金艳芳2人中抽去金艳芳1人；主要小丑魏小云、竺菊香、沈红笑、冯筱侬、郑来君5人中抽去沈红笑、冯筱侬2人。青年小生、青年花旦中也各抽去了三分之一。最终，随一团学习的青年学员中也去了12人，占全部青年学员的一半，超过原定比例。由于上海越剧院原有的乐队、编剧、剧务、舞美、灯光等人员都是统一使用，越剧院也妥为考虑，在不影响剧院自身演出的情况下，各抽调了一些业务骨干随团前往。
当然，上海越剧进京，也并非没有不同意见。1960年3月15日，正在北京参加表演艺术研究班学习的上海越剧院着名演员袁雪芬致函越剧院领导胡野檎和吴琛，谈及她曾就越剧院一团进京征求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戏剧报》主编伊兵等人的意见。解放初，伊兵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任戏改处副处长，直接参与上海“戏改”工作，与袁雪芬等越剧演员非常熟悉。在他看来，一个团长期在京演出，不仅观众会看腻，剧团的提高也不快。可以考虑每年放一个团到北京演出一个时期，观众有新鲜感，剧团也会有比较显着的提高。胡野檎将袁雪芬的信转给市文化局，市文化局又将信转给了市委宣传部，而宣传部的意见则与市文化局的意见一致，表示“目前一团应迅速在全体人员中动员，准四月出发，五一到京演出”。就这样，1960年4月，上海越剧院一团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和观众，成建制前往北京。
上海市文化局给越剧院一团的慰问信底稿。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北京方面的文艺人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在上海越剧院一团进京的同时，北京也积极回应上海在京剧铜锤花脸演员方面的急需，中国京剧院着名净角赵文奎就此来沪，成为上海京剧院的台柱子，后来还在现代京剧《海港》中担任主角。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海越剧院一团，1960年还有另外一支越剧团进京。当年初，冶金工业部向上海提出了支援越剧团、杂技团和歌舞团的请求，上海方面立即行动，将徐汇区属的集体所有制的天鹅越剧团支援到北京。3月6日宣布决定，3月30日下午6点23分，全团演员20人、学员11人、剧务3人、行政2人、乐队9人和其他人员12人共57人乘坐火车赴京，其中包括着名女老生陈少鹏。天鹅越剧团进京后，与同期调调往北京的浙江湖州越剧团一起，成了冶金艺术剧院的附属剧团，不久经改组成为冶金部文工团的一部分。
天鹅越剧团着名演员陈少鹏（来源于网络）
同一年度，上海有两支越剧队伍进京，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次年，由于种种原因，成建制调往北京的上海越剧院一团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这片养育了越剧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而天鹅越剧团依然留在北京。1963年，冶金部文工团解散，天鹅越剧团人员划归文化部，更名为北京红旗越剧团，继续在北方大地传扬越剧文化，后期还培养出李玲玉这样的知名演员。
回到上海的越剧院一团继续活跃在舞台上，这是1964年越剧院一团参加慰问解放军人员名单。
虽然这两支队伍到北京后的轨迹大为不同，但都是当年上海支援全国建设的见证。据档案记载：到1960年时，上海文艺院团整团支援外地的计有39个，1932人（个别或部分人员支援外地的未计在内），其中1958年以后支援出去的即达23个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