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元代的上海文庙东南隅，有一座建于160多年前的魁星阁，是老南市一景，据讲当时登临此阁，可俯瞰老城厢全貌。如今，一走进文庙路，远远就能看见它呈六角形的塔影。
我从小住在十六铺小东门，与位于小西门的文庙不远，11路电车只相隔4站路的距离，却从没去过文庙。那时少不更事，只知道去城隍庙玩耍，没想过要去参拜供奉庙内的孔圣人。后来，在我25岁那年，持一本独幕剧本，跨入了文庙，来到了魁星阁下。
1978年，我正在浦东的一家翻砂厂当仓库记账员，那天得悉南市区文化馆要成立创作组，向社会公开招聘，要求须投寄近期本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我当时正在写一本独幕话剧剧本，于是立即开了几个“夜车”，把剧本赶出来，用挂号信寄了过去。几个星期后，区文化馆寄来一张表格，让我填好表格盖上公章，立即寄回去。不久我就收到了南市区文化馆的录取通知，要我某月某日去区文化馆报到，并参加创作组的成立大会。
记得成立大会好像是在建于1915年的老西门中华剧场召开的。不知为什么，我投寄的是剧本，却被分在诗歌创作小组。创作组活动都安排在晚上，活动场所就在文庙内。当时文庙一片破败，被封闭了起来，等待重新修葺。我们每次活动都从梦花街文庙后门进出，几个创作小组就在靠近后门的一排行政楼内活动。每次进出文庙，只见满身沧桑的魁星阁默默屹立在夜色中，似在叙说昔日的辉煌和那段非常时期遭受的屈辱。
创作组每周活动一次，开始各组的活动日在同一天。到了那天晚上，文化馆不大的行政区域内，人声鼎沸，简直无法静下心来开会讨论。后来各小组就自行错开活动时间，需要大组活动时馆方再统一通知。
参加诗歌组的成员，几乎都是未婚的小伙子与姑娘，有企业工人、菜场营业员、公交售票员等。大家无家事拖累，又精力充沛，浑身充满激情，每周活动各自都有新写的诗稿带去，组员们就聚在一起热烈讨论。当时社会风气与文风都正，讨论时诗友之间从不相互吹捧，直接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往往为了一个题意、一个用词、一个韵脚等，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有时“吵”到门房来锁门了，大家就“转移”到不远处蓬莱市场的饮食摊上，每人一碗小馄饨，继续“交锋”。
当时社会上很流行赛诗会，作为文化馆的诗歌创作组，我们经常代表区里外出赛诗，带回奖项，大家乐此不疲。有一次，我写的一首新民歌在某赛诗会上，被评为一等奖，那时虽然没有奖金与获奖证书，但当我们心仪的作家或诗人在大会上点评你的诗歌，诗友们向你投来赞赏目光时，那种愉悦是无从言说的。
文化馆根据区里的宣传重点，时不时会给创作组下达一些任务，比如国庆宣传、城市环保宣传、对某英雄人物宣传等等。有一次我写了首赞美一位少年英雄人物的歌词，作曲组的一位组员给谱了曲。小年夜那天，他手提着刚买的年货——一只肥硕的冰鸭子，拿着谱好曲的歌，来我单位与我商量，怎样改一下副歌的歌词，让歌曲唱起来更有气势。
馆里还经常会组织文学讲座、戏剧观摩等活动，以帮助我们拓展眼界，强化素养，提高创作水平。记得曾邀请当时还在儿童时代杂志当编辑的王安忆来馆内讲过课，组织我们去青年宫听陈村的文学讲座。那时王安忆在文坛崭露头角，陈村发表的小说《当我22岁的时候》，在文坛小有影响。当年两位老师讲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只感到听他们讲课，好像没读他们的小说有意思。
文化馆印有题为《魁星阁》的不定期出版的诗歌、故事与小说等集子，开始是手刻蜡纸的，后来馆里办公条件改善后，就改成打印的了。主要刊登各创作组成员的作品，供区县间文化馆交流和创作组成员阅读学习。每当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一期作品集拿在手里时，看着封面上的魁星阁塔影，抬头仰望眼前苍老的魁星阁，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感慨。
改革开放后，政府拨款对文庙与魁星阁进行修复，并向社会开放。修复后的魁星阁高20米，共三层，呈六角型，飞檐、攒尖顶，阁内六根金丝楠木木柱，由底层直通阁顶，称为通天柱。传说中，阁内供奉的奎星神（原为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主文章，后演化为文官之首，又称孔子乃天上奎星。魁星是奎星的俗称，故文庙就有了魁星阁。
那个年代，改革潮涌、百废待兴，各新闻文化单位及各大机关纷纷公开向社会招聘人才，创作组的许多组员经考试，先后被各大新闻媒体及市级机关录用，并成为中坚力量，从魁星阁下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每每看到或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出现在报刊和广播上（中）时，总想到当年我们年轻时，曾经在南市文庙魁星阁下的创作组，一起度过的那一段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