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旧址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上海市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为了“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党组织在1921年年底先后两次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于1922年2月创办了平民女校。女校的校务主任（即校长）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协助办校的先后有王会悟（李达的夫人）、向警予等人，党的领导人李达、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常来这里授课。学生有30多人，较着名的有：王剑虹、王一知、丁玲、钱希君等。
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两扇朝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上一对小小的铜狮衔着铜环。大门左上方挂着一个校牌，上面有几个柳楷大字——平民女校。1922年2月10日，一所“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开学了，一群留着短发的女子走进教室，她们不会知道，那一刻，她们也已经走进了历史的书写。
校舍是“三间、两层、一客堂”的老式房子，正中客堂是上课、会客、吃饭的三用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放在中央，周围有些小长条木凳，东边墙壁上挂了一张长方形黑板，东北角一个简便的书架，这就是教室了。东厢房是手工作坊，供学生摇袜和缝纫用，楼上中间也是课堂，东边则是学生宿舍，摆着几张双层床，两边是老师的宿舍，另外亭子间、灶披间也住了学生。
平民女校资料照片。
这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走进平民女学校的大门，女子十六七岁模样，留着一根大长辫子，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从里边出来询问，男生说明了来意，于是出来问话的女生便向屋内喊道：“张老师的妹妹来啦!”这个张老师的妹妹就是钱希均，此时还不满17岁，和她一起的是她二哥，专程从浙江诸暨送她来上海的，她这个二哥应该就是钱之光，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钱希均刚一满月，就被送给一户并不怎么富裕的人家当童养媳，她的“丈夫”张秋人，在革命史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没有与钱希钧结婚，却对她的处境寄予深切的同情，处处关心她，这次趁着平民女校开学，将她化名张静介绍进来。喊声过处，几个同学热情地迎出来，有人拉起钱希均的手，有人接过她手上那床破棉被——这就是她唯一的行李了。她们热情地嘘寒问暖，无比亲热。
晚上，几个同学和她谈起学校的情况和各自的家乡和经历，有湖南的、浙江的、江苏的……好多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不几天，同学们就比较熟悉了，钱希均这时才知道，有两个同学是母女，都姓徐，母亲30多岁，女儿才12岁，是年龄最小的同学。正如《女校缘起》一文所指出的，“年长失学的女子大概是前途无望的了。我们设立初等班，专为她们再辟一个求学的门径……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智识。”有一个又瘦又黄的同学张怀德，一件衣服总是补丁打着补丁，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钱希均记得，她总是微笑着，没有失望、没有灰心、没有倒退过，坚持着一边学习，一边做工，怀着争取自由、解放的理想，勇往直前。
女校专“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李达还特地撰写文章阐明其支持“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主张，要求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第一，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恶劳，懒于操作。第二，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依赖他人或仰助学校。”
工作部分缝纫、织袜两个组，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缝纫机，学生自愿参加，除了上课、休息天，一般就是下午做工，每次五小时左右。“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高级班的黄玉衡，和钱希均住一个房间，不仅帮助同学们复习功课，教低年级的同学写信，还教大家织袜子，做衣服，大家都调皮地叫她花姐姐。
学校又另外请了技术熟练的裁缝来教大家，可总有做坏的时候。做坏一件衣服，还要麻烦技术熟练的同学修补，由老师或工作部的负责人向顾客赔礼道歉，每次看着黄玉衡经常做这种修补和赔礼道歉的工作，做坏衣服的同学，自然着急难过。一次，一位同学把衣服做坏了，捧着那件做坏的衣服，嘴里不住地说：“这怎么办呢……”眼泪就掉下来了。
很快，大家掌握了织袜缝衣的技术，而且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时候，做衣服没有生意，袜子也卖不出去，伙食费都挣不来。有时候生意好，一个月每人还能挣过六七元钱。后来许多同学投入工人运动，坚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与在平民女校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
平民女校设置了两小时讲演课，由教员和来此联络或开会的党员轮流讲演。据王会悟回忆，“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学校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校是没有的，也可以说平民女校的特点了。”这些讲演，既关系平民女校切身的问题，必然也与社会学息息相关了，这或许也是陈独秀首倡的课程吧！
陈独秀
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少奇、张秋人、恽代英、施存统、高语罕、陈望道、茅盾、沈泽民、邵力子、向警予等人都成了学校的教员，他们常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穷人特别是妇女几千年来受苦、受欺压的根本原因，热情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指出将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将来的世界是人民大众的世界，并殷切地希望她们能为这一事业而努力奋斗，参加斗争的行列。
在教员中，教低级班语文的高君曼常梳着一头波浪形头发，擦着胭脂，涂着口红，在学校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引人注目。高君曼极有口才，语文课讲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除了教认字外，还广泛地联系自然、社会现象，解释科学常识……每次同学们听她讲课，都像听故事一样聚精会神。总之，大家觉得，老师“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是新颖的”，老师自编教材，完全采用白话文，注重启发式。
平民女校也成了党的一个联络点，全国各地来上海的进步人士和找党谈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是先到学校联系。当时党团的一些会议和党的领导，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秋人、刘少奇、恽代英等，做青年团工作的俞秀松，经常来这里开会或碰头商议问题。每到这时，学生就给他们放哨、警戒。
1922年李大钊来上海时，有时到女校楼上去开会。秦德君带着学员每天在楼下一边工作，一边给他们守门。秦德君一看见李大钊，就出去和他们打招呼。有一次李大钊来得早一些，一进门便向秦德君招招手，轻言细语问她：“好孩子，你在工作室里，能够注意到窗户以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处理得很对。万一别的人来了呢？你怎么办？”然后教她应对之策。
妇女声周刊。
由陈独秀和李达创办的这所平民女学校，培养了王剑虹、王一知、丁玲、钱希君等一批追求独立、追求自由和真理的优秀的女性。女子教育的一扇窗户打开了，清新的空气透进来。1922年3月5日出刊的《妇女声》推出“平民女校特刊号”，沈泽民在《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一文上指出：“‘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平民”二字，正是这所学校的精髓。平民女校的办学制度、组织架构和办学宗旨，与贵族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李达在特刊上撰文，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感觉知识缺乏的女子一天比一天多了，假使全国各大城市都能照样地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陈独秀发在特刊号上发表短文的《平民教育》，则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并在文末满怀信心地提出了心中的希冀：“唯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
1923年初，学校因经费拮据等原因停办。部分学生后来转入上海大学或上大附中学习。平民女校为党和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在妇女运动史上留下珍贵的一页。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已经和中共二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个城市的地标之一。
2012年3月8日，平民女校打开校门，又开始“招生”了，作为“二大”纪念馆的一部分，平民女校旧址不再单纯是一个参观的地方，而是以一种体验的形式让人们和历史怦然相撞——
静安区30名女干部成为平民女校新开后的第一批“学生”，她们身着印有蓝色小碎花的白衬衫和卡其工装裤，分成三组参与到体育课、文化课和劳作课的体验式课程中，亲身体会着90年前一批觉醒女性挣脱封建礼教束缚，在学校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通过劳动来贴补学习费用的经历。
再一次走进二大会址纪念馆和平民女校旧址，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像历史的纸页，在如茵碧草、盛世景象中，书写着，守望着，见证着，它们的背影并不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