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古人还认为瘟疫的“瘟”来自“温热’的“温”。《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对瘟疫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千百年来，人们与病毒、流行病博弈、抗争、共存，人类的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也被这些看不见的威胁影响着。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西晋史学家马彪《续汉书》载：大头瘟、虾蟆瘟、疫痢、白喉、烂喉丹痧、天花、霍乱、血吸虫病、麻风病，有如蝗虫般疯狂撕噬着一条条生命，仅麻风病在中国就流存了2000多年。有人考证，中国古代发生过多次重大疫情，秦汉出现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另一说，公元前243年—公元1911年，这2154年间发生重大疫情352次，其中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每6.1年发生一次，而到了清朝发生频率加快，平均每2.4年就发生一次。1644年明朝末年始发于中国北方的一次鼠疫，使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丧生。这些数据很难说是否精确，但能大致能勾勒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成长中的心电图。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在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疫情十分惨烈，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

　　

　　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於西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中国古人没有消毒水，没有高大上的设备，没有防护服，甚至没有口罩。那么，古人是如何防疫的呢？

　　

　　在古代经书、史书、小说、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记载了很多预防与治疗温疫疾病的方法，其中“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疫病办法。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在汉代政府就要求做好隔离工作，以预防人与人的传播。《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又如，《晋书•王彪之传》亦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晋代对传染性疾病的隔离要求更加严厉，只要有病人接触者，均需采取隔离措施。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温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

　　

　　《诗经·王风·采葛》中记载：“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在他的医药学术著作《肘后备急方·卷二》中，提到“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以防瘴疠之疾。”唐代孙思邈记载：“凡入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差，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明代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提到：“凡一年四季，各薰一次，元气坚固，百病不生”，从而“延年益寿”。远古时代，人类在学会钻木取火的同时，发现艾绒燃点低，容易着火，因而用其做取火材料。而且在保管火种以及在火种迁徙过程中，也大量的采用了艾绒。其后，人类不断受到疾病和瘟疫的攻击，一个部落或村庄里往往有很多人因感染瘟疫而死亡，但负责掌管火种的“火神官”及其家人，甚至在这家人附近住的人都没事。经过反复的实践，先民们终于确认了艾叶是可以免受邪气侵害的，慢慢就有了“艾叶避邪”的认识。用现代医学理论来解释，这种邪气就是病毒和细菌。而现代医学研究已表明：艾叶中的挥发油对多种致病细菌及病毒均有抑制或杀灭作用。

　　

　　明代大医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清代的《验方新编》有空气消毒方，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不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古人重视用苍术烧烟避秽。苍术味道芳香，内可化湿浊之郁，外能散风湿之邪，烧烟亦有空气消毒之功。广西每年入春后会出现回南天，室内用苍术烧烟，既可祛湿，又可避秽，是个不错的方法。《太病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古人是用中药烧烟给空气消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环境，使人不病。

　　

　　古人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比如，李时珍使用的，是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中就有记载：“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以上这些预防疫毒的方法仍可借鉴。

　　

　　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当时，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救疫，后来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更为激励后人的是，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创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1893—1894年，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香港，此后数年连续不断。在疫延初期，高州中医罗汝兰他毅然亲入疫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采用特殊给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

　　

　　天花，一种传入中国的瘟疫，不但造成了流行和泛滥，同时也激发了古代医学家的灵感和智慧，在“以毒攻毒”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然人痘接种可以有效地预防天花，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出现的呢?有的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也就是公元1567年至1572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便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痘接种。还有的学者认为，早在中国的唐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痘接种。董玉山在《牛痘新书》中有这样写道:“考世上无种痘，诸经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这样赞扬人痘接种：“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强对卫生事业和防疫工作的领导。数十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7年，我国启动5·23项目，研发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在中药黄花蒿中发现并提取出青蒿素，经过全国协作的大范围、长时间验证，证实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疟作用。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表明，中医药宝库中有许多珠玉值得挖掘。2003年SARS暴发，在实施有效防控的同时，中医的治疗作用取得良好效果。

　　

　　人之所以堪称万物灵长，在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不断地自觉关切与思考。2020年初，中国突然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一声令下，一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被隔离，14亿国民禁足在家。正是武汉和中国的牺牲，将新冠肺炎疫情最大限度地控制在中国，同时也为全世界换来宝贵经验。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鲁斯•艾尔沃德布表示，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此外，布鲁斯·艾尔沃德对中国战“疫”给出这样评价：“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直接向中国致敬：“我要向中国现在所有被剥夺正常生活的人们传递的信息是感谢。因为他们的牺牲，疾病才得以被阻止传播，他们是在为人类作贡献。”

　　

　　面对疫情，无论古人今人，我们都不希望有悲剧发生……

　　

　　作家简介：陆相华，男，1970年出生，散文作家，评论家，诗人，原人民日报记者。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员，在《人民日报》《大地》《神州》杂志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50多万字，有作品获国家级一等奖。

　　

　　责任编辑：杨博     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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